方莹的最新长篇小说《焦虑的中产》，胜在充盈的细节。所有这些细节由两对男女的生活变迁呈现出来，真实得让人不敢逼视：四位主人公大致上可以代表当代社会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清晰可见的正是你，是我，诚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的立场就是生活的旁观者和记录者。”

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谓的中产生活。读罢就会发现，原来这群让人羡慕的高收入者，除去光鲜的外表，操的是和草根一样的心：房子供得起吗？不小心失业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他们的焦虑就是几乎所有普通人的焦虑。

为什么焦虑？因为不安全。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明天可能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而灰飞烟灭；今天你想要的一切，明天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切都在变，简直令人猝不及防。所以中产也好，草根也好，都所求不多：我们只是想过得好一点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叫“好一点儿”？为什么想过得好一点儿，就会这么焦虑？

实际上，焦虑是个典型的现代产物，对焦虑的思考必须将其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相联。首先，焦虑是现代性压抑环境下，个体所特有的一种弥散性情绪。现代社会产生了“个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所要求的不仅是温饱以及优越的物质条件，还包括“自我实现”这种对个性、价值、情感的高度关注，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小说中第二对男女施凯和李木木身上。

第二，焦虑具有集体性、社会性和阶级，它会被某种集体的自我想象而影响，导向不确定。比如基于某种集体幻灭而对集体的属性进行自我否定，这一点明显可以从第一对男女朱明月和张小七身上看到。小说中描写的几位中产进行大讨论，结论居然是“我们都不算中产”，这是身份认同的苦恼。

结合焦虑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产们所向往的“好一点儿”，意味着更自由的个人空间和更安全稳定的生活条件，而这两点，又直接关系到每个人都很耳熟，却所指不明、稍嫌庞大的话题：公民社会的建构和制度改革的要旨。

四位主人公无比纠结的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公平、保障、福利、权利、尊严、休闲。这些都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而他们肩负的责任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维持一种崇尚个人奋斗的社会氛围，促成更加健全的社会制度。中产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格较为成熟，他们人数越多，越有利于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改善。遗憾的是，小说中的第一对夫妻因为父亲生病这个导火索，不得不离开北京，第二对则双双出国。中产所承受不起的风险和压力，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制度的缺乏。其背后的种种盘根错节，小说都有间接，然而丰富精彩的披露，发人深省之处颇多。

另外，小说还有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催眠师孟小鱼。如果说四位主人公是写实，催眠师就是写虚（着墨不多，未对她的个人生活作任何具体介绍，全是侧面描述），四位主人公过着一般人的俗世生活，那么催眠师则代表一种超脱生活。作者非常适度、恰当地引入了这个人物，使得小说结构上错落有致，情节上多了一条隐性的、然而是必要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孟小鱼作为一个已经“看透了”的旁观者，所追求的是自我体验的圆满性，那么她对主人公的焦虑的实质，对许多社会现象的分析（比如女人为什么那么看重房子，等等）就能够在一个更敏锐、冷静、深入的焦点上进行，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却丝毫不显突兀和空洞，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揣摩、猜测的空间。

的确，我们也可以换个视角看待这些令人抓狂的焦虑：其实不安全感是人生的常态，问题永远存在，对于个人而言，与风险相伴随的是重新选择的机会，能否活得好一点儿的关键在于能否沉静下来，清楚自己真正的所需所想，再坦然积极地面对。孟小鱼的开导让想爱又不敢爱的施凯和李木木最终走到了一起，更加理性乐观的施凯又成功地帮走投无路的朱明月和张小七找到了希望所在，这样的结局揭示了一个如此老生常谈、又如此新颖鲜活的道理：活在当下。

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北京两对普通的中产夫妻截然不同的命运：一对从中产沦为平民，被逼离开北京；一对从中产变成富人，实现了财务自由，全方位揭露中产阶层在当下大环境下，如何面临选择、处理危机的深层次探讨和思考。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