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大汉王朝的危局与新生

2008-7-8 08:00| 查看: 119734| 评论: 0|原作者: 丁千城

摘要: 对组织来说，危局是什么？是陷你于万劫不复的手？抑或玉汝于成的恩典？如果是后者，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转型的阵痛来迎接它？

我不喜欢“危机公关”这个词，它具有鲜明的“术”的气质，而“术”从来不是万能的。如果医术是万能的，那么人就可以长生不死；如果政术是万能的，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短命王朝；如果商术是万能的，那么每一个公司都可以基业常青。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新劳动法实施，许多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
在此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许多企业身陷危局。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碰到大的危机，有些组织能够大难不夭折？而另一些组织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组织如果存活较长的时间，它一定会碰到大的危机，这是组织成长的宿命。因此研究一个组织如何从危局走向新生——华丽转身也好、凤凰涅也好——就是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
现在，让我们到历史深处寻找更多的体验和真理，寻找现象背后坚硬的逻辑。落实到“危局新政”这个话题，我们看一个案例：西汉王朝为什么能平稳地渡过“七国之乱”的急流险滩？
体制隐患
“七国之乱”肇始于西汉王朝的体制隐患。西汉立国之初，秦帝国失败的教训不能不总结，分析下来找到一个重要原因：秦帝国采用“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郡县制导致同姓皇族在地方上没有力量，不能像磐石一样拱卫京城。一旦天下大乱，京师易主，全国局势即迅速糜烂，再无振兴之机。
刘邦吸取秦朝的教训，采用分封制。其实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刘氏政权，例如吕氏专权的失败。但是，刘邦搞分封制搞过了头，诸侯封地面积太大，实力太强，客观上容易引发地方诸侯干预中央朝政的野心。
刘邦立法定制的疏漏，给他的子孙留下一个巨大的难题（削藩）。解决此一体制隐患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时近半个世纪，经过了三代帝王的努力，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的是一种高度创新的政治智慧，也最能体现中国式危局处理“道法术”三位一体的特点。西汉王朝削藩，最终达成“强干弱枝”的战略目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盛世危言
危局处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居安思危，在日子红红火火的时候能认识到内生的巨大隐忧，这就是见识。
公元前174年，西汉政论家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发出了强劲的盛世危言！他充满感情地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奏书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
贾谊是文学家，行文雄辩，接下来他说：“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这个厝火积薪的比喻非常有力量，让人不安！
汉初文景之治、大唐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盛世。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应该说西汉王朝正取得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如果不算儒家标榜的史迹模糊的夏商周的话）。西汉之前，是短命的秦帝国，再往前则根本没有全国大一统的政权。但贾谊的话说得很严重，要为之痛哭，要为之流涕，要为之大声叹息。贾谊好像完全漠视西汉的政治成就，像他这样夸大其辞暴露体制隐忧的人，要是别的皇帝肯定受不了，比如“天性不愿接受进谏”的隋炀帝，那是要掉脑袋的。但贾谊碰到的是汉文帝，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唯一配得上“仁”字的好皇帝。司马迁评价说：“汉兴，至孝文（帝）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
中国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强的民族。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说是中国人意识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种遗产。就商界来观察，忧患意识似乎是优秀企业家的共同基因。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请注意“永远”这个词。任正非说“华为的危机、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据说张瑞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泰坦尼克号沉船模型，而日本拍摄了电影《日本沉没》。
从逻辑上来说，提前预警危机当然有助于危机的解决，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制造业遭遇重创的时候，那些还能从容度日的企业大都在数年前即作好了过冬的准备，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冬天一定会来的。
西汉的体制隐忧使贾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治安策》中，贾谊明确要求削藩以巩固中央权力。他警告说，“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而“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一个人得了脚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趾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动作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趾发生病痛，全身都无法应付”。贾谊进而提出的削藩原则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具体办法是分割诸侯国的土地，订立制度，把目前的每一个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个小诸侯国，保证现在诸侯王的子孙后代都能按次序得到一份封地。实施细则包括，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诸侯国而诸侯王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有了子孙以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封君。为了消弥预料中的抵制，贾谊还小心翼翼地明确了一个要点：原属诸侯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朝廷都不贪图，以此显示朝廷的公心。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之鸿文，贾谊当时只有26岁。白寿彝《中国通史》上说：“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我的理解来说，贾谊提示的战略原则是一种创新思维。从前的几百年，由春秋到战国再到秦帝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一直在相互兼并，诸侯王的数量越来越少，幸存的诸侯国实力则越来越强，大规模的兼并进程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结束。现在贾谊想走一个“逆行”的过程，把现有的大诸侯国越分越小，通过增加其数量来削夺其势力。假如就削藩的战略选择开一个头脑风暴会，我想不出有比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更好的主意。
汉文帝没有接受贾谊马上削藩的建言。在我想来，贾谊削藩的具体措施有待商榷。贾谊在实施细则中提到一种情况，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对这种诸侯国的处理，如果急火火地先把它分成若干个小诸侯国，等到将来有了子孙再实际继承，看上去就很有一点削藩不成（诸侯国只是形式上被分割），徒然打草惊蛇的味道。终汉文帝一生，在削藩问题上没有实际的大动作，只是在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曾经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算是对贾谊《治安策》的呼应。客观上，汉文帝把削藩这一难题留给了他的子孙。
转型阵痛
贾谊《治安策》问世后20年，西汉体制上的“脚肿病”越来越严重，贾谊的盛世危言一步步坐实。其时汉文帝已逝世，汉景帝在位。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强烈要求削藩，矛头尤其指向吴王刘濞（刘邦之侄），因为吴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吴国首府在今天的江苏扬州，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直接铸钱。吴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税，因此国家和百姓都很富裕。刘濞在吴国处心积虑经营达40年，因此有实力也敢于跟朝廷对抗。时间长了，大小摩擦多了，刘濞跟朝廷的嫌隙越来越深，多次假装有病不到中央朝见。晁错分析形势认为“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反，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反，祸害更大”。就人性和现实形势两方面考量，朝廷也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厉行削藩。
吴（首府扬州）、楚（首府徐州）、赵（首府邯郸）、川、济南、胶西、胶东（以上四国均在山东）七个诸侯国起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名，传檄各诸侯国，要求朝廷诛杀离间皇族骨肉亲情的“大奸臣”晁错。吴国是领头羊，声势浩大，一国之兵力即达到20万人。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汉景帝的预料，34岁的汉景帝着了慌，听信袁盎的计策，以为杀了晁错，七国就会撤兵。于是杀晁错，并灭其族，再向七国求和，但是七国不允许（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首都长安。汉景帝匆忙命令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出任剿匪总司令，周亚夫正确实施了按兵不动，只是切断吴军粮草的军事战略。吴军一旦前进失利，后无粮草，即自行溃败。最后的结果是吴王被杀，楚王自杀，剩下的五国相继投降，西汉王朝在惊涛骇浪中平定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有其必然性，晁错只是形势的代言人。贾谊设想的完全和平的削藩战略有一点空想的成分。不管形式和实际进程如何规划设计，侵夺藩王既得利益的削藩战略不可能不遭遇激烈的反弹。清朝康熙皇帝削三藩也同样经历了惊心动魄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史前进的方向暧昧不明。
认识到危局必然到来是一回事，有能力积极谋划应对危局的战略是另一回事。在战略上应对危局是一回事，在战术上应对危局是另一回事。危局实际到来时扎硬寨、打硬仗，忍住转型的阵痛而求胜是对一个组织的巨大考验。战争是历史的节点。汉景帝虽然开始时窘迫到要向七国求和，但历史还是眷顾了他。
传说中的危局一定会到来，虽然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显得非常遥远。危局的解决往往要流血，也可能演变成年深月久的创伤巨痛，比如晋帝国“八王之乱”导致绵延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再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阴影中缓过劲来，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直至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幸运的是“七国之乱”得到迅速平定，地方诸侯国势力大为消沉，西汉王朝受制于藩王的“脚肿病”急剧好转。
开创新局
削平“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士气大振。汉景帝马上收回诸侯国的人事任免权，并且规定诸侯王不再直接治理民众，诸侯国官吏编制也大为精简，原来的诸侯国丞相现在只简单地称为相。但是西汉王朝的体制隐患并没有真正消除，诸侯国仍然拥有辽阔的土地，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兵，仍然有可能对西汉朝廷构成威胁。
时间又过去了27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分析这种形势时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这种局面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国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朝廷控制严密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七国之乱”就是这种情况。”
某种意义上，主父偃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盛世危言。他提醒汉武帝，“强干弱枝”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体制隐患依然存在，再来一次“七国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接下来，主父偃提出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他说：“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为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诸侯却逐渐衰弱了。”
好个聪明的主父偃！跟贾谊上《治安策》的时候对比，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平定“七国之乱”，朝廷增加了威势，各诸侯国畏惧收敛了不少。另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诸侯王一定忙着生了不少儿子、孙子，“现在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不再是贾谊担心的“有些诸侯王眼下子孙很少”了。
汉武帝马上听从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诏书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各诸侯国连续不断地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为有封地的侯爵了。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只是一种指导思想，他当时设想的具体办法并不可行。主父偃“推恩”的做法是一种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且措施得力，办法可行，所以实施下去，马上取得显著的成效。推恩令有一个关键之处，中央正式颁布此项诏令之后，诸侯王是无法抵制的，因为“非嫡长子们”会以诏令为依据，强行分割诸侯国土地。就像一个大家庭，有许多儿子，原来只有大儿子能继承家庭财产，其他儿子什么也得不到，现在推恩令允许每个儿子都能得到家庭财产，那么即使做父亲的、做大哥的不愿意，也不可能了，因为其他儿子不会答应。
开创“新政”之道法术
西汉王朝削藩的案例较完整地展示了“体制隐忧—盛世危言—转型阵痛—开创新局”的完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体现了“道法术”融合无间的特征。
从“道”层面处理危局，必须在战略时间框架内考虑问题。西汉削藩战略历时将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大功告成，随后的结果是西汉、东汉数百年间再没有削藩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转型来看，就在推恩令颁布前不久，汉武帝开始非常欣赏“既熟悉文书法令，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的公孙弘，此举标志着西汉王朝最终找到了“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站在这个角度想一想推恩令，是多么地“外儒内法”啊！
从“法”的层面处理危局，前后削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渐进式制度创新”最为引人注目。贾谊的办法是让目前强大的诸侯国在各自子孙的手中“碎片化”。景帝感到削藩问题很难完全在政治框架内得到解决，军事是难以避免的。主父偃在朝廷力量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通过创新型制度设计，使西汉王朝从此进入一种崭新的政治格局。
从“术”的层面来说，削藩还有许多配套政策。比如在推恩令颁布的同一年，主父偃对汉武帝说：“茂陵（武帝在陕西兴平为自己预筑的坟墓）刚刚兴建，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煽动百姓动乱的人，都可以迁到那儿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谓‘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对研究组织成长战略这样的题目来说，术不是重心之所在，虽然术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用。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西汉削藩战略中的人事。西汉削藩是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其中又各有合适的战略人物加以辅助，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这些人都有最精密的现实感，也能顺应时势。从人物性情来观察，汉家天下祖孙三代由“重文”到“重武”气质的变化。文帝重文，他不想大动干戈，或者他相信一些遗留的帝国问题，子孙后代会处理得更好。景帝是一个过渡，他有担当，能下决断，但也容易惊慌失措。武帝大不同，在位50多年，有雄才大略，征伐四方，在武帝手中，西汉最终趋于鼎盛，他也为自己赢得了汉武大帝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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