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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织力量:健康崛起

2008-6-6 08:00| 查看: 52856| 评论: 0|原作者: 李刚

摘要:
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中国瞬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12日23:30,一支500人的救援队伍,最先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展开救援工作。这支救援队来自“红太阳”电视之家——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是第一支有组织地进入地震核心地带的救援队伍。
大震中的企业
地震发生后,长虹绵阳本部生产顿时陷入瘫痪:有3万多家属的8个生活区也同时停电、停水、停气,厂区和生活区有少量建筑物倒塌,对外通讯中断。作为灾区最大的企业集团,长虹表现出了应有的坚毅与果敢。集团的抗震救灾指挥部16:00正式成立,各项救灾工作有序展开。同时在第一时间组建起首支500人的抢险救护队,直奔北川。
长虹救援队与次日抵达的几支专业救援队伍一起努力,使1200多名师生劫后逃生,并陆续被转移到长虹在绵阳的救灾防护区。13日,长虹救灾委员会组织搭建大量救灾防震棚,设置救灾防护区,开始接受周边受灾群众与伤员,并号召集团全体干部职工向受灾群众捐献出大量被服衣物等生活用品。
大灾之后,食品供应短缺,长虹想方设法筹措食品,使10多万人的基本饮食得到保障,有力地支持了四川的抢险工作,缓解了地方政府的救灾压力。
地震发生后,相当数量的企业主动投入到抗震救灾中,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展示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以极其严密的组织管理,实现高效率的救助、援助行动。
闻听此讯,5月13日,浙江贝因美向灾区运送首批259万元婴幼儿急需物资,用于帮助灾区母婴,救灾物资直接从成都分公司就近调拨并快速捐赠至灾区。与此同时,全面启动总预算超过1200万元的“贝因美四川地震孤儿公益扶养计划”。湖南三一重工集团,在得知四川灾区因缺乏大型工程设备,严重影响救援工作的信息后,立刻向灾区无偿提供了一批大型工程机械。宇通汽车、江淮汽车组织救援车队奔赴灾区……
组织力量表现
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长虹集团和广大员工表现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济世救人的超凡勇气与胆略,为中国企业树立起一个标准——企业社会责任。
在特殊危难时期,能否有足够的勇气担负起重大社会责任,是考验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基本道义,更是衡量企业品牌的核心指标。危难之际企业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向社会展示的是企业的新境界,传导的是企业领导与员工对社会整体的关注与爱心,社会大众将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企业,认识企业的品牌,认识企业的价值文化,进而重新感受企业的一切经营行为。
长虹等企业的救助行为,将使灾区人民和社会民众对它们产生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源自它们对生命的关爱与救助。长虹、三一重工、贝因美等企业的无私奉献,足以使它们成为行业的榜样,拉开与其他企业品牌之间的距离。
在汶川震灾救援力量构成中,人民解放军、武警与消防官兵构成了第一救援军团,各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救护队构成第二救援军团,各大企业临时组建的抢险队构成第三救援军团,民间志愿者构成第四救援军团,各国政府派来的地震救护队构成第五救援军团。
其中第一、二、五军团属于政府性质力量,第四军团属于民间性质力量,而第三军团则属于企业组织性质力量。对比中国目前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现,中国社会的三种力量结构均势,在这次特大地震灾害救援行动中,已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回顾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担负救助任务的有生力量是解放军和国家组织的矿山救护队,均属于政府力量。1976年我们既没有接受国际力量的援助,也缺乏大量的民间志愿者,更缺乏自发性规模化的企业救助力量。由于救助力量的单一化,使32年前百万人口的工业之都唐山市,在里氏7.6级地震的猛烈冲击下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失去近1/4的生命(即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数据来源:1979年新华社电讯)。
相比之下,这次里氏8.0级的汶川大地震,受灾地区之广,波及人口之多,远远超出唐山大地震,并且大多分布在深峡大山之间,援救工作之难,是唐山大地震难以比拟的。但截至5月30日,统计数据显示,死亡人数68858名,失踪人员18618多名。排除国家经济实力与地震发生时间等因素,这一结果与非政府力量的增强及其对灾区救助工作的贡献分不开。作为拥有大量资源的企业组织体,它们不仅具有向社会提供有力帮助的能力,更能够通过有效组织,使救灾工作获得更高的救援效率。
以企业为组织的援救行为,同单纯的社会志愿者自发的救援行为相比,更安全、更有力、更迅捷、更高效,社会资源的利用价值更高。企业所形成的高效组织能力,相对志愿者自发形成的临时组织,其组织管理和运作效率更高。当然,企业的这种非经营行为,将会直接转嫁到企业文化与品牌内涵中,并在他们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显现出力量。
企业力量崛起的考验
放眼世界各经济强国,每一个国家品牌背后,都排列着一个又一个世界著名企业组织,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力量,托举起国家经济和国家品牌,使国家政府形象得到提高。
如美国有可口可乐、通用电气、IBM、Inter、谷歌、沃尔玛、高盛集团与摩根斯坦利,德国有大众汽车与BWM,日本有SONY、丰田、三菱,韩国有三星与现代……他们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组织结构中一支强大的组织力量,成为构成社会三种力量结构中非常重要的均衡力量之一,使各个国家形成圆柱形甚至圆锥形社会组织结构——即小型的政府组织、中大型企业组织、大型民间社团组织。其中社团组织又往往是以行业协会或企业工会组织为主体,与企业组织构成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结构主体,形成发达国家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体系(参见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过程示意图)。
这些著名企业组织与品牌力量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家力量的符号,影响着本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经济政策的走向,更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大众。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相比,我国本土企业在社会化责任建设方面尚存在较大差离:汶川震灾面前,就出现了优秀企业家群体失声现象,但长虹、三一重工、贝因美、宇通客车、江淮汽车等许多企业表现出的强大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企业发展的光明未来。这些企业的表现是那样可贵,令人充满敬意。
随着灾后救助工作的开展,许多本土企业和企业家会为地震灾区捐资捐物,这仅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同情心与应尽的义务。面对社会灾难,一个企业家应该进行更深层的思考——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企业领袖,面对社会危机,如何以企业家行为号召与影响社会行为,唤起社会大众的集体行动,特别是通过有组织的企业行为,凝聚社会力量,抵御灾难的扩大化,提升抗震救灾的社会系统能力。同时借助社会危机事件,赋予企业核心价值新内涵,或通过灾难救助活动,向社会传播大爱思想,激发民众的仁爱之心,促进社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个缺乏爱心的企业,将是短视的企业;缺乏社会大爱思想的企业家,将受到社会大众的蔑视。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影响,我国的社团组织发展相对缓慢,而工会组织又难以在短时期内担负起较大社会责任。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是哑铃形二元社会组织结构,这就需要企业群体来肩负起这一责任,为中国社会从二元到三元的结构进化做出历史贡献。
不仅国家如此,企业同理。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如何从二元向三元结构进化(例如强化工会、组织青年突击队、足球爱好者等形式),借助非正式组织,更好地推进组织运营,形成推动企业经营成长中的第三支强大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新命题。
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必将从哑铃形向园柱体形演变。作为中间力量之一的社团组织,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发展,同时也能有效改善我们的社会结构,提升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水平,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更加趋于健康合理,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得到提升,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和谐。
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们,应从这次灾难中学会思考社会问题,使自己与企业更加成熟,使中国企业力量实现健康崛起,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肩负起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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