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掉进伦理的陷阱

2008-5-27 08:00| 查看: 85803| 评论: 0|原作者: 杨杜

摘要: 企业的本质使命是追求利润，但追求利润经常会面临伦理的陷阱，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责任与本质使命之间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企业必须辨识伦理的陷阱，努力实现最优伦理度管理。

企业的发展经常会遇到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容易掉进伦理的陷阱，这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无益于正确履行社会责任。常言道：菩萨怕因，常人怕果。只去担心“不要在伦理上做错了什么”没用，如果我们知道了容易诱发“伦理陷阱”的原因，就能比较容易地预知和防范掉进“伦理陷阱”了。
“伦理陷阱”的八个诱因
企业常发生的伦理问题，一般受三类因素的影响：组织制度、环境氛围和价值观。具体来讲，当发现自己处于以下八种组织制度、环境氛围或价值观念时，就要谨慎考虑自己是否处在“伦理陷阱”旁边了。
第一，过分强调绩效至上的考核制度。现在绝大多数公司采取的是报酬与绩效挂钩的制度，管理者职位的升降也与绩效联动，这本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绩效指标压力过大，或过于集中，承担指标的人就可能受到高绩效高收益的诱惑，或者受职位下降、免职的威胁，为了在短期内做出业绩而不惜采取违伦、违规甚至违法的手段。同样，公司绩效好，不仅经营者脸上有光，收入增加，还会受到股东们的追捧，吸收更多的高素质员工加盟，银行那里也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因而，就会追求好业绩，实在做不出来，就可能造假。
第二，过于激烈的竞争环境。在一个竞争过于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如果公司无法通过正常的经济、技术等手段获得和稳住市场地位，就可能刺激操纵价格、协议投标、不公平交易限制、侵犯知识产权、侵害企业商业秘密、贿赂、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产生。他们可能会产生“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导致冒道德风险而去追求竞争胜利的目的。
第三，门槛过高的法律政策。有时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政策或审批的程序会使企业感到无法执行，甚至处于“合法就无法生存”的地步，但企业无法退出，在别无它路可走的情况下，采取变通、贿赂、偷逃税、虚假信息披露、虚假报表、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等非道德甚至非法的行为就成了自然之选。这些行为中有企业的主动，也不能否定有企业的被迫。几年前，北京有一家蓝极速网吧发生大火，造成了众多伤亡，于是全国开展了一场清理整顿网吧的运动。结果发现，北京市一共有2400家营业网吧，只有200家是正常通过各部门的手续，合法、合规经营的。当近90%的网吧都是违法经营的时候，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就很难分清是网吧经营者有问题，还是经营网吧的申请手续、政策规定有问题了。
第四，以怨报怨的态度和行为。当竞争对手或消费者采取了某种非伦理手段时，会有企业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也不义”，用同样甚至更甚的手段回击，这就形成了违反伦理的恶性循环。那些本来不想违反伦理标准的企业，就必须在“要么降低利润标准，要么降低伦理标准”之间作出选择。
第五，对消费者或客户的漠不关心。那些有垄断地位、较深技术和知识背景的企业，往往不太把客户放在眼里，他们会利用客户不知情的弱势地位，忽视甚至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那些小客户、散在的、不再回头的客户。人们常有怨言的电力、电信等应该属于这样的行业。但他们并不是对所有客户都如此，其对政府部门等强势群体的服务好着呢。就如曾经给皇上进贡药品一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其不敢怠慢，因为出点闪失，那是要杀头的。
第六，先做坏事，有条件再做好事的一相情愿。有的人或企业会给自己一个降低伦理标准的理由：我饭还吃不上呢，讲什么伦理道德。只要现在能赚钱就行，有了钱再行善事也不迟，资本主义还有原始积累阶段呢，先犯罪再赎罪吧。于是就淡薄了对客户和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第七，传统观念的影响。比如中国自古有送礼的习惯，有句古话叫“当官的不打送礼的”，朋友送、同学送、老乡送，刚开始只当是个人情，到后来就觉得欠个人情，总要回报一下，于是一些人情交往便成了贿赂受贿；再如传统观念“士农工商”将商人排在后面，“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看不起企业人，这些都不免对企业的不轨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第八，法不责众，掉以轻心的意识。有人看到美国人、日本人很遵守交通规则，即使半夜开车遇见红灯，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会乖乖地等着绿灯亮了才走。确实如此，但是我在日本呆了不少年，经常看到另一种现象：人们过路口的时候，一般都会遵守交通规则，但当某一人有急事或不注意开始闯红灯的时候，其他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往前走。这是日本人从众心理的典型例子。当某种做坏事的念头成为组织成员的集体共识时，坚持正确行为的力量就会削弱，侥幸心理就被强化。“人多胆壮”、“世道如此”，于是你做我也做。以前福建出了一个贪官，法官审问他：“明知犯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做。”法官又说：“那你不是被抓住了吗！”他说：“那是我命不好！”人人都这么做，他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
既然有这么多诱因，那么究竟企业该如何处理伦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本质使命的关系呢？
最适伦理度管理
对于伦理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遇到不良竞争对手或者处于不良市场秩序的时候，企业越是讲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竞争力就越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好比好人难做一样，好企业也是很难做的。比如有公司因竞争对手捕风捉影的恶意诽谤造成市场销售额急剧下滑，刚开始是以德报怨，不和小人一般见识没太理睬，但后来没办法只能诉诸法律，最后虽打赢了官司但就此一蹶不振，到了破产边缘。
另一种观点认为，讲伦理、讲诚信的企业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利润的获得，有利于成本的降低。他们认为，虽然在短期内，不太重视伦理道德的约束会带来不少的利润，但长期来看，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企业行为将会带来更多的并且是经常的利润。他们列举了很多著名的、公众形象很好的公司比如万科等来说明他们观点的正确。
有关企业伦理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之间也同上面两者观点一样有着不少的矛盾之处。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讲伦理会给企业带来好业绩，但也不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上面案例中企业利益受损的例子，并不是该企业讲忍让就是讲伦理，而是因为自己一方未能及时采取合理的竞争对策而造成的。因此，研究企业伦理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不仅仅是研究相关性，关键是要研究如何运用伦理手段。
当我们把伦理当做一种管理手段时，会出现手段运用不当的情况，企业对伦理手段的过度投入和关注，可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虽然我们一般说讲究诚信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但你必须使企业能够健康地活到那个长期之后，才能享受讲究诚信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诚信会提高客户忠诚度；杜绝贿赂、造假、回扣会营造一个好的、低成本的经营环境；诚实守信，及时还贷，积极合法纳税会获得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更大支持等。反过来看，如果企业只顾赚钱不管环境保护，置员工身体健康于不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发布欺骗性广告，企业伦理投入不足，最后往往会被客户、员工和社会所抛弃。
实际上，企业的经济绩效，会随着行为伦理程度的改善而提高，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一定的伦理程度，经济绩效就会转而下降。这是因为，过度伦理行为会背离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使命。据此我们可以提出最适伦理度假设或伦理经济性的概念。
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企业的伦理度应该和企业的生存状况有关，超越现实去讲理想化的伦理道德标准，追求谁都认为正确但难以实现的东西，是空想伦理主义。我们所讲求的伦理行为，不能落后于时代，但也不能超越这个时代。企业伦理不是数学命题，在企业伦理标准上，要的是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更不是空想解。所谓满意解就是和现实中多数企业人和社会人的基本伦理意识水平相符合的标准。
比如，对企业污染和追求经济利益矛盾问题的解就是如此。谁都希望我们的社会环境优美，经济富裕，但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我们还处在环境不太优美，经济不太富裕的非全面小康社会。
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怎样迈脚？是先迈右脚，先富裕起来，再抓环保？还是先迈左脚，决不污染环境，花500年时间慢慢变富？你会选择哪一种走法？聪明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个弱智的问题，为什么非选这两种走法，直接走又环保又富裕的道路不是最好吗？环保主义者多数会教导我们要像青蛙一样走路——双脚跳。不能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走法，但每天跳着走路的人还真不多。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不是提倡“先污染，后治理”吗，社会上批判的就是这个观点呀。首先声明，我决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观点和做法，这里想说的是“没有钱，就没法治理”的观点——有财富了，全面小康了，就有余力绿化环境，在辛劳之余休闲散步，像欧洲人一样休假，去海边晒太阳了。
我有一位外国朋友1985年来过北京，2006年又来了，我问他两次来北京的感想如何。他说：“虽然现在北京发展了，但我还是喜欢1985年的北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的北京一片田园风光，人们很纯朴，大街上还走着马车，很有意思！”我想原来他欣赏的是这个，想想那时，污染北京的不是汽车尾气，而是大街上马车留下的马粪味。社会不进步，经济不发展，追求一种优哉游哉的田园生活也不错。但在竞争的社会，别人发展你落后，你的田园就可能变成人家的田园，即便不如此，别人的污染工厂、工业废料照样也会搬到你的美丽田园中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污染不是社会主义，不卫生多病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财富放之四海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丰厚的国家财力，我们对付污染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可能会更难。首先我们得富足起来，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之一。迈右脚可能是一个满意的决策，尽管有很多人会冠冕堂皇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坐着谈总比起来行动要容易得多。“发展是硬道理”，你到底是要先迈右脚还是先迈左脚？还是跳着走？无论如何，“伦理陷阱”总是存在的，难怪一个边远地区的县长不得已喊出了“宁可毒死，也不饿死”的悲怆口号。
过度的、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对企业生存和绩效是有害的，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如果企业家或管理者依然想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学习比尔·盖茨等人，成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基金会、大学或慈善机构，专门从事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和慈善事业等事务，从而在保证企业目的相对专一性的前提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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