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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华为多少年?

2023-12-7 08:47| 查看: 45219| 评论: 0|原作者: 文/包 政

摘要: 编者按: 华为现象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探究华为的阶段性成功,必须从历史的逻辑上去把握,从华为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华为难学,但华为究竟能不能学?从哪里学起?再读这篇堪称经典的文章,看包政老师怎么说。 ...

编者按: 华为现象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探究华为的阶段性成功,必须从历史的逻辑上去把握,从华为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华为难学,但华为究竟能不能学?从哪里学起?再读这篇堪称经典的文章,看包政老师怎么说。

语言总是苍白的

成功之道一定隐藏在表层的思想后面,而你的学理便是寻道之杖。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管理学家中还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谨慎地认为,所有点评华为的行为,都不能被当作一件正式的事情,而只能将其当作一种消遣,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而已,而不是事情本身。

所以圣人述而不著,是一种敬畏的态度,他会“三省吾身”:

1. 我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质了吗?

2. 我把握住了,而我所运用的语言、我处心积虑的遣词造句,又真的能表达我内心感受到的真相吗?

3. 我所用的语言传递出了我感受到的真相,但是受众真的能感知到我所知道的东西吗?

因为在事实面前,语言总是苍白的。所以我想,还是要有些人出来,对他们点评华为的行为做一个不同角度的“再点评”。

也许这样会更有意义。

你会发现,更多的点评者只是在阐述自己的境界而已,而不是在陈述华为本身的真相。这就离我们学习的目的相去甚远。

为什么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学家著书讲述,从来都是在讲当下对现实的感悟,而不是在讲述历史本身。论述者的铺排过程最终都是为了推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让后人记取的历史。这就不难理解人类为什么总是容易遗忘了。

一个弥补建议是,当我们在点评一个事实时,一定要做到“三部曲”:

第一,要回答:是什么?

第二,就这个事实本身做一个评价:怎么样?第三,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怎么办?

如果凡人能成功

就华为的事实本身,我们首先要回到华为成功的逻辑本身,事实到底是什么?

目前,我还真没有看到合乎事实逻辑的“事实”,学者们都是在猜。也就是说,在猜它成功的原因应当是什么。

迄今为止,只有历史小说家、财经小说家,而没有出现基于中国实践的真正的历史学家、管理学家……更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家了。我也不是。这是我们无法真正学到企业成功之道的原因。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传说,学习到的是这种传说带来的启示。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成功和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是简单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

不相信?就去看计算机的门电路,结构真的很简单,就是0和1,开和关。

那么,任正非到底做对了什么?华为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也应当从“简单”入手,来把握其事实。

任正非从南油出来以后,抱有一个重要愿望:实现自我。由此他走上了华为的创业之路。那年他43岁。

如果华为不成功,他便一事无成。由此我们不难推想他当时的心理,而这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熊彼德所说的企业家精神。

摆在他面前的,有很多选择:做商人赚钱,搞房地产赚钱,可任正非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自认为值得他拼命做的事,那就是通信行业。

后来总是有人问任正非:“你当年怎么会选择通信行业呢?”

他也总是回答说:“早知道这行业越干越难,我就不会进来了。”

后来他渐渐想通了:国家发展四个现代化,肯定是通信先行,而我一定可以借助这个力量。因为我不比别人差,我又如此拼命,怎么会不行呢?没道理不行啊!

所以后来人们总是评价说,任正非是凭着对通信行业的无知进来的。

世上有很多人走对了,也有很多人走错了。只是人们记不住倒下的人,总相信走对者一定有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其实任正非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端思维与才干,和他经营的事业,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事有关,甚至和遇到的困难有关。

所谓事业造就人,人造就事业。

如果一定要说些不同,那就是他能够博览群书,能够从任何谈话当中,吸收别人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他才能一直跟得上自己事业发展的步伐。

他根本没有时间和人闲扯,他会有计划地去选书读,有计划地和人交流。他没有时间和人吃喝,他几乎从不喝酒,也从不抽烟,也不见他坐下来喝茶。他一直处在学习思考、求生存状态。所以,他一直有着超乎寻常的对现实的担忧、对未来辉煌的向往,急迫感与成就感交织,被时不我待的使命感驱使着前行,放下名利,专心于自己的事。

正是这些使得任正非这样一个普通人物,能够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原来和他共事过的南油的人,对任正非干成华为这样伟大的事业,感到非常吃惊。这种吃惊不是任正非早年显示出了这种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此前压根就没有显示过这种才能,也没有人相信他有这种才能,以至于人们纷纷揣测他身后或有高人相助。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普通”,43岁开始创业的任正非非常务实,他直奔主题,直奔目的。他要找到一种状态、一种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和目标的方法。

这就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讲的目标导向,目标是最高的,成就就是最好的。他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好样的、最棒的。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让步,连名和利都可以放下。任正非由此变得强大了。

他也会由此内生一种精神的感召力,我们把这个叫“道德垂范”,至少是在勤政上的垂范。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言教不如身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当今中国的企业家有谁能像任正非这样勤奋,这样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我相信他们都可以做到在各自领域中出类拔萃。

那么,任正非到底能不能学?

人们挡不住各种诱惑,在大事小事上,都容易背离原则。你所要求的连你自己都做不到,又何以让别人做到?

所以,华为有这样的掌舵者,又怎会唤不起受过良好教育的全体员工的良知呢?当我们去迷信别人的工具、管理方法时,我们真的要想一想。

成功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我们总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你要专注这件事,能够做到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并足以感召周边有智慧、有想法的人心悦诚服地追随你。任正非能,他也能够找到生存的法则,穷尽方法,不遗余力。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你想想,这样一群不是很笨的人走到一起,怎么可能找不到出路呢?哪怕是误打误撞,也会撞到一条出路啊。

对于任正非来说,活下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把这个叫“艰苦创业”。比如我们为见一个客户,在宾馆开个房间,见面结束了,再去住招待所。再比如一张纸,正过来反过来两面用。可以这么说,如果任正非进军房地产,他照样能活下来;如果他经营烧饼店,也能活得很好。

说难听些,一个人把面子都放下了,他就战无不胜了。个人生存不是一件难事,关键就在于艰苦创出一番事业来。

如果是一群人

时间到了1995年。任正非发现,公司中的很多人他不认识了。何以让这种艰苦奋斗的方法,被更多的人感受到?他做不到了。所以任正非内心非常清楚,干部是关键因素。事业能不能扎根,就在于你能不能带出一支队伍来。

任正非并非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漠视,他要把他眼皮底下的干部盯紧了。他每天盯着,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教他们怎么做,检查他们怎么做,做的结果如何。

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2003年,甚至更久,他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我们中国人叫“传帮带”。单兵教练,一个一个地练。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要看你的行为,还要看你的动机。后来这发展为华为最独特的东西,就是华为的价值观评价体系。

任正非在处理人和事时,不会只是因为业绩好就去奖励你。有才能,还要看你的用心、你的品格。也不会因为你的业绩不行,没完成目标,就下放你。关键是看你的公司立场、你的事业立场、你的价值立场。

他在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可以在情感上容忍你,但你的思想行为不符合公司立场、标准,我必须批评指正,直至把你教育过来。

任正非对人有极强的洞察力,听其言,观其行,绝不放过蛛丝马迹。他的大量工作,就放在关注他直接管理的副总上。如果中国企业老板,20年如一日地去关注自己的团队成长,我相信,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成为大企业。

而且一定是去关注公司立场的要求、事业的要求、岗位职责的要求,而不是企业老板自身的好恶。

这让他过于劳累。他心里非常清楚,当公司发展到1000多人,规模达到十几亿元时,他必须把重心放在干部建设管理和传帮带上。他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只有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业余时间,哪怕是半夜想起来,也会立即起来打电话,传达贯彻到底。

如果你非要说有什么科学管理的话,那这就是科学管理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如果华为能做到

即便这样不分昼夜地做,任正非依然感到不尽如人意,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摆不平。就像一名家长一样,一群孩子,给这个多,就会给其他人少。利益成果,怎么去分配呢?

当任正非认识到这点,便产生了制订规则,让规则来分钱的想法。他不再分钱了,要做顶层设计了。

这和第一次创业不一样。他在思考,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能不能让下一层管理者也变成道德垂范者?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十分清楚,就是累死自己,也不可能让这些人都像他一样。他必须制订组织规则了。这个时候,他才强调不要相信人了,要相信制度规则了。

1995年以后,任正非全力要做的事,就是努力去建立规则,而且是成体系地建立规则。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样确定一个人干得好不好?在这么大一个分工体系中,怎样正确评价一个人的贡献和价值?

可以有一种选择,就是借助市场法则,来评价人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创造的分层承包制。直至今天,华为人都知道,这种方式持续不了几年,因为它是以利益的给予作为激励杠杆的。

凡是以利益金钱激励,一定是符合效应递减原则的。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华为压根就没有走这条路。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管理。

这就是最初通过人大教授帮其建立的评价体系。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们看看朗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它叫绩效管理循环。从本质上它不是一个评价体系,而是一个传帮带体系。

整个流程是:帮助企业制订计划,监督执行情况,在此过程中提供帮助,检查结果,查找问题原因,制订完善计划……如此循环往复。和日本企业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这里更想强调的是,这套体系,华为是怎样做到(贯彻执行)的,这才是我们要向华为学习的!要知道,工具和方法到处都是,但是华为做到了。

这就是华为从军队中学到的,它干脆分出一部分人来,而这些人的工作任务就是检查。

这叫四级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当中提到的,把支部建到连上。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一直安排到基层,管的就是人,经理就是管事,财务管的是钱。

任正非有着清醒的管理意识。既然这件事是重要的,我就必须配置资源干好这件事,垂直管理,从集团机关一直到基层。

如果这样还评价不出来,那人力资源的投放就是浪费,要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找到办法,把人力贡献的价值给评估出来,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即便不能评价得很量化、很科学,但我也能把人给整直了、把事给理顺了。因为总有人在看,总有人在评。员工做得对还是不对?只要有人在议论这事,并且是专职的,就没有管不住的人。

这就是他们从最初发展出来的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是一帮人大教授帮助他们建立的工作评价体系,还有一套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所谓价值观、立场、思想评价系统。

华为的价值观评价体系不是抽象的,你的立场对不对,你有没有公司立场、组织原则,可以展开公开批评,谁也没有退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你没有选择,你就是吃这碗饭的。而且老板带头公开批评。比如曾经有一个管理者向下级部门推荐熟人,任正非公开骂人,直骂得那人抬不起头来。

如果你一定要走向未来

接下来,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统一原则要求人的问题。

像德鲁克说的,所有人的意志、行为都必须指向一个结果。每一个部门也应该有这种指向:技术研发方向、生产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乃至老板内心有却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方向。所以任正非说我们要有一个基本法,统一大家的意志。

后来任正非很谦虚地说,人大的教授很厉害,帮我们统一了观点。其实我们自己最清楚,就是帮助老板完成了思考,并把他内心的感受呼唤出来、表达出来而已,我们把这叫作公司内在的“知识黏着”。然后再经过大讨论,几易其稿,将使命完成了。

接下来,从华为的发展逻辑来推,必然会呼唤下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个职务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都是以专业化的方式划分,就是打补丁,某项工作忙不过来再分一个人过来干,从来就没有梳理过他们的职位配置。有了《华为基本法》作为基础,有了指向,有了统一性,那我们对每一个分工就要条理化,于是华为就有了第三方职务评价系统。

关于每个职务的内容性质、要求、责权分配,世界知名的合益集团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咨询的方式适时切入,从而使得华为建立了指向未来发展的职务评价体系。

所以说,一路走过来看,整个华为的管理,主题就是人的管理。直到今天,任正非说他整个生产三要素的主要力量不是资本,不是土地,而是人。而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体系、公正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职务评价体系上,也就是建立在价值评价、公正评价人方面。

如果没有合益集团帮助建立的职务评价体系,就只能按级别来分配,按绩效拿奖金,这正是很多中国公司目前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

综上所述,在华为整个制度建设当中,职务评价体系、资格评价体系、文化价值观评价体系和工作评价体系,四个体系的确立是一步步推出来的,也是彼此关联的。比如:工作评价体系和职务评价体系是什么关系?职务是分工,工作是任务,你在组织中的定位有了,责任边界有了,工作性质有了,但是你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如果没有上司的传帮带、没有绩效管理循环、没有经验传授,你同样不能够做对。这样华为就解决了目前很多公司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更多的没有资产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没有品性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干部有了行使权力的基础,这就是制度维系。

你需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奖励、这是一种“约束”。

而我们很多公司谈得太多的是激励,谈得太少的是约束。你提不出这样制度化的要求,就只有靠物质和精神激励,最终的结果就是和稀泥。这正是我们的企业家所欠缺的。

其实一个企业的基本原理,合益集团创始人Edward N. Hay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对体力劳动者管理方式,标准如何设,偏差在哪里容易发生,如何纠正,我们缺了这一课,所以当知识劳动成为主体的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如何做。

是 Edward N. Hay的帮助,让华为这个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职务标准特征给外化了出来,而这才是华为秘而不宣的成败关键!当然,这也是他们用代价换来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走出来,华为的成长就立足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而不是在高工资的基础上。

沿着这个逻辑,每一个跨部门间的每一件事情的合作,同样借助于 IBM公司的经验数据库建立起来,这种合作不再依靠会议,不再依靠行政权力,而是依靠经验数据系统和专家知识系统。

一件事情、一个活动如何做,输入、输出该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等,都会被刻画出来,真正实现无缝对接。含2000多个活动的标准分解、流程,华为经历3年搞出来的 IPD模式,也是很多企业没有懂的事情。

至此,华为走向未来已经没有悬念了。华为真正实现了从老总权威驱动到制度驱动的升级。沿着这个逻辑,我们是否摸到了华为的真相?作者:包政,包子堂创始人,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顾问,《华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编辑:木灵 微信:wangshenzhe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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