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的回归逻辑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建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到今天为止，供销合作社这种特殊的业态已在中国走过了百年路程。

毛泽东早于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合作社运动列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并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在其百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供销合作社在支撑城乡消费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畅通城乡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亿国人的日常的生活消费，都只能依赖于供销社这一个商家。这也使其被诟病垄断、服务态度恶劣、商品短缺种类少等等问题。

到改革开放之前，供销社体系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供销合作社垄断地位的丧失，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农村供销合作社经营状况逐渐恶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区域的供销社因经营不善歇业。而这，也被人们当做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视之为市场的胜利。

位于北京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供销社实际上从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26万亿元，这一体量已超过京东与拼多多全年GMV之合。

体量庞大的供销社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未真正被历史和消费者所抛弃。在鲜有人关注的县域、乡村市场，供销社体系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市场的力量为何没有完全战胜专营、垄断、态度差的供销社，而是与之在几十年之间共存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PART01

从未走远，改革最晚

【专营权的丧失，对于供销社来说是最重要的利空因素。】

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供销社正在恢复重启。但值得注意的是，供销社一直是中国商品流通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未消亡，那就更谈不上重启。

举例而言，供销社至今是棉花收购、加工的主渠道，并受国家委托统一经营棉花，其在棉花收购中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市场份额。此外，在资源回收、农资类商品流通等方面，供销社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村镇市场中的供销社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供销社的问题也同样显著，中国供销集团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2019-2021年的净利率分别为0.45%、0.48%和0.43%，净利率均不足1%。与此同时，其资产负债率高企，近三年来分别为82.45%、80.24%和81.86%。

若将净利率低下的原因仅仅归咎为供销社承担着国家政策性任务，显然是片面的。复盘供销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知。

20世纪9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供销合作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再加上各种长期累积矛盾的集中爆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供销合作社都陷入了经营困境。

1999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甚至提出口号——“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

当时的多数供销社，尤其是基层供销社，由于规模不大，根本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经营体系。在理念上，供销社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独家经营”等传统垄断式经营方式，“官办”色彩浓重，缺乏服务意识；在经营业态上，乡镇以门店站点为主，缺乏连锁、配送等现代营销方式。

同时，专营权的丧失，对于供销社来说是最重要的利空因素。20世纪80年代，其垄断着主要农业生产要素的国内贸易和销售，控制着化肥和农药的流通，这些都可以为整个体系创造足够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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