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质的“富族”与精神的“贵族” 《管子·轻重甲》中云：“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可见，大国必有大富自有其合理内核，如此方能显出大国的气派。今天，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村中最受瞩目和最具活力的市场区隔，中国经济也已驶上了通往“富人俱乐部”的快车道，新富阶层潮头涌现无疑是中国社会民生发展与政经关系演进的历史必然。 财富是一种智慧，是创富者眼光、胆略、意志、资源整合能力等“蓝色基因”光合作用的产物；财富是一种精神，是进取心、责任心的双身附体，是一个国家、民族永不衰竭的创新激情与源泉。自然，作为财富社会中一个强者的符号，富豪无疑成为最养眼和最具谈资的题中之物。无论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笔下的范蠡、计然、子贡等“富商大贾”，还是卡耐基、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引领一代风流的“商界巨鳄”，当他们站在市场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央时，无不成为供人敬仰和膜拜的商业图腾。但不可否认，当中国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生产出更多财富日益充盈的物质“富族”时，当一年一度的中国富豪榜物是人非的沧桑巨变叫人目眩神迷时，我们在通往“贵族”名人堂这一既富且贵的富豪榜单上却鲜见中国富豪的身影。财富品格成为横亘在物质“富族”与精神“ 贵族”之间一道泾渭分明的分水岭，仅仅围绕财富转还是围绕社会转，是两者分道扬镳的思想源头。 财富品格体现的是财富的真正价值，它既与财富本身有关，也与财富创造者的个人品质有关。毋庸置疑，诞生和成长于变革时代的中国富豪们已经蕴藏了相当能量的物质底蕴。但不相映衬的是，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中国富人富得太快，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和大杂院。”中国内地的部分富豪在当之无愧的贴上物质“富族”标签的同时，却令人失望地显现出财富精神的贫瘠和财富伦理的模糊，“炫富”和“藏富”成为时下中国新富阶层广受诟病的焦点。 正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所深刻揭示的一样，“炫富”恰似一出扭曲的时尚游戏，反映了人性当中某些难以抑制的劣根性。而“藏富”在我国则有着厚重的文化根基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财不外露”成为中国人规避社会道德风险、保障财富安全的一种普遍心态，而“藏富如防贼”就是对此类心态最形象的描绘；此外，在当下物欲横流的财富时代，“藏富”还有着另外一重上不得台面的动机，那就是逃避社会责任。 “炫富”与“藏富”这对矛盾体的交相辉映，反映了中国式的财富文化观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撞、互融中挣扎与彷徨的窘境。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躁动的创富时代，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太过关注富豪们财富积累的过程与手段，或者财富的继承与保护。君不见，“不仁而富”的好奇与揣度成为公众疯狂解构富豪“财富原罪”的触媒。这种功利性的社会化倾向，对于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构建和倡导阳光的财富文化观、财富伦理观、财富责任观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拯救中国新富阶层的道德忧伤与责任迷茫，成为财富时代最振聋发聩的呼告与檄文。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捐赠不能等到死后，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 在美国，富有的资本家热衷于为公益事业捐款已蔚然成风。从上世纪初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再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发了财就捐赠”这一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更有甚者，钢铁巨头摩根在打理企业之余的最大理想是要把欧洲和世界最好的艺术品买到美国，让美国成为一个不仅物质上富裕而且精神上也充实的国家。他一趟又一趟地前往欧洲和埃及，用自己的资金一手创办了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后死在寻找意大利艺术品的旅途中。做秀也好，合理避税的商业噱头也罢，至少我们在这些经典的案例中看到了世界富豪们跳出财富竞逐的“撒钱游戏”，在“自我设计”与“设计自我”的宏伟蓝图中实践世界大同的梦想。 财富品格不是天生的。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这或许有些夸张且无从考证，但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富豪到世界富豪的距离，就是我们的“富族”由漠视到向兑现社会责任这一正途回归的距离，这既是一次“羽化成蝶”的生理演化，更是凤凰涅后“贵族”式的精神升华。 追逐阳光般的财富文化 美国《侨报》曾发文称，中国应当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财富文化运动”，让中国内地的富豪们接受一次财富文化的洗礼，使其形成更为健康的财富观。财富文化涉及如何取得财富、如何认识财富、如何使用财富等多面向的范畴。说白了，财富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财富的价值，怎样对待财富的态度问题。这种认识、态度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乃至是一种精神信仰。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蕴涵了丰富的财富文化景观。“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些寓意隽永的词句便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于富裕阶层的传统要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则由狂放如李白般的一代文人对中国传统财富价值观中“富贵如浮云”的核心要义做了另类的解读。这些饱含人生哲理的寓事名言历尽时间的荡涤沉淀下来，成为影响中国人财富价值判断的幕后黑手。 但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尤其是市井百姓、芸芸众生对于财富的触摸与体认却还只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情。在这三十年西学东渐的微风拂面中，国人对财富这两个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取得的方法、呈现的形式、使用的方法等都有了全新的体认与建构。“财富”之于今天与昨天，几乎可以说早已是名同而实异了。我们今天在谈的“财富”体系，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所熟悉的有关“财富”的概念，却是从西方东来的“财富”。我们认知财富的形式，不论是钞票、股票还是债券；我们获取财富的方法，不论是经营企业、投资证券、还是购买彩票；我们运用财富的方法，不论是储蓄保值、信用预支，还是汇兑投机；甚至我们享受财富的概念，不论是购买名车、环游世界，还是慷慨捐赠换取内心纯净的荡涤，都来自于西方五百年来财富积淀与价值萃取后的财富文化语境。 近年来，有关新富阶层“不仁而富”、“为富不仁”等诸般劣行的报道不时可以见于报端。变革时代，深处社会转型与利益争夺漩涡中心的中国富豪们必然要接受来自各方苛责的价值评判，甚至可能会被所谓的“仇富者”们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无情的鞭挞与征伐。富豪，俨然已成为一些人眼里向全社会提供“先进或者落后”的道德样板。但我们可曾想过，当我们不是依据“公民标准”，而是将“富豪标准”视为财富价值衡量的道德标尺时，我们事实上是在无意识地给自己打上了免责的条码。或许，当我们语重心长地教训新富阶层们说，美国“股神”巴菲特如何计划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赠给5家基金会、370亿美元捐款如何成为迄今为止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笔善款时，我们逃避了另外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来自美国捐赠机构的统计显示，大约70%～80%的美国人每年至少会给一个慈善机构捐款。如果这组数据因缺乏横向的比较而略显抽象的话，那么下面的数据则足以让国人汗颜。据统计，我国工商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却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2年，中国人均捐赠只有0.92元人民币。这个0.92元是高是低，我们参考一下美国的数据就知道了。中、美两国人平均收入比是1∶38，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捐1元钱，那么美国人捐款38元，这样就比较正常，但是不是这样呢？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828.7美元，人均捐款是中国人的7300倍！到此已无需赘言，还原社会道德与财富责任的“公民标准”，这才是中国社会财富文化构建的应有之义。 “仇富”还是“仇穷”？这是中国社会财富生态中另一个看似没有交集的命题。张朝阳先生在2006年上海福布斯论坛上曾说，现在的国民心态并非“仇富”，而是势利地“崇富”、“仇穷”，同时也不应该“仇富”，而应该“仇恶”，仇恨非正义的致富。现在中国“仇穷”仇得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就是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在此，笔者无意多加评判，只是想引述温元凯先生在《品质成就财富：中国富豪创富路线图》一书中的一段话：“穷怕了的中国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富。已经富起来的要求更大的富，尚未富起来的渴望着富。富，也许是思想意识早已分崩离析的今日中国人惟一的共同愿望了。”以此观之，无论是富豪还是贫民，都同样有着与昨天的贫穷决绝的勇气与信心，同样有着与明天的财富拥抱的热望与执着。 在阳光财富的普照下，我们呼唤高贵的财富品质。“知足为富，人敬为贵，是为富贵。”既是结语，也是我们对于中国富豪迈向世界富豪征程时的寄语。 (文章编号：2071109，收藏请编辑短信AA加文章编号发送至66556619) (栏目编辑：袁航market@vip.sina.com) 更多资讯请关注销售与市场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 赵艳丽 责任校对: 肖亚超 审核：徐昊晨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来源于第三方平台，不代表本网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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