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猪”也疯狂，一只“蝴蝶”引发的血案 “土猪”也好，“金猪”也罢，猪年祈福的钟声尚在初春的晨曦中徜徉，猪年猪肉一路攀高的身价却已宛若脱缰的野马奔腾至炎炎盛夏。 猪肉价格的飙升虽不如股市疯潮来得荡气回肠，但关乎民生的盘中之物却更加真切地一次次刷新着芸芸众生敏感的涨价预期。毕竟，在媒体聚焦与“此涨彼涨”的舆情揣度下，恍若多米诺骨牌的传导效应一般，猪肉价格的飞速攀升已经把通胀压力陆续传导到了鸡蛋、鱼、食用油和其他食品之上，猪肉价格的飞涨似乎已让人隐约嗅到了通胀的气息。  尽管主管部门及业内专家已对近期猪肉价格疯涨的病根开出了切合逻辑的诊断书，经济学家们也对数月来屡撞红线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给出了令人释怀的解答，但探寻此番猪肉价格上涨背后更具指向意义的幕后玄机，却更能为企业决策者在应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物价波动时预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因循“蝴蝶效应”的推断，太平洋海岸波涛诡谲的海啸风潮，其原罪或可追溯至亚马逊河畔那只色彩斑斓的七彩蝴蝶不经意间舞动的羽翼。那么我们不由要问，在这次疯狂的猪肉涨价风潮背后，那只遁形的蝴蝶之翼究竟身为何物？诚然，正如业内众口一词所体认的，这次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其主因不外乎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养殖成本增加、猪肉消费需求上升等。但如若放至更加广域的视角，则在我们还原出的产业供需链条中（如图所示），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够更加接近现象的本原。 消费物价指数（CPI），又称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是衡量各个时期居民个人消费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化的指标，许多国家均采用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2000年后，我国统计部门就主要以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目前我国CPI的调查的内容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商品。由于近年飙升的房地产、资源类价格水平，在CPI中显现的很少，不少专家认为CPI主要表现的是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并不能全面体现我国所有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除CPI之外，我国还统计了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对这些分类指数及CPI分类指标的具体分析基本可以清理出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涨轨迹。 究竟肉价缘何而涨？哪怕是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经济，要从理解价格开始。价格的背后是什么？是供求关系。换言之，价格之所以变，是因为供求关系变了。说白了，价格只不过是专为供求关系预设的一个指示器和风向标而已。房价之所以一涨再涨，是因为供不应求；加油站外大排长龙，是因为供不应求；猪肉价格一日一变，同样也是因为供不应求。如果脱离了供求关系这个现实约束，奢谈猪肉价格走势将毫无意义。 猪肉价格的周期性变动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蛛网模型”来加以解释。如果猪肉供不应求，其价格就高于供求均衡的价格，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养猪人在此价格下会把供给增加到高于需求的水平。但因为小猪长成大猪需半年时间，故此在猪长大前，虽然小猪数量已超过它们长大后市场对猪肉的需求量，市场上仍然是供不应求，所以价格仍居高不下，人们也不断按此价格增加小猪。半年后，小猪变成猪肉，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猪肉高价的泡沫终于吹破，于是人们又按低于均衡水平的猪肉价格大量减少小猪，半年后又造成供不应求。 更为复杂和麻烦的是，猪肉供求关系的演变并不仅局限于一个点的概念，而是经由产业链由点及线，再到面的衍生过程，由此催生了“蝴蝶效应”的可能。正是通过产业价格链由源至尾的环环相扣，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左右了猪肉价格飙升的基本路径及其联动而起的市场波澜。可以预见，一头生猪变成民众盘中美食，要经过养殖户、中间代理商、肉联厂及猪肉零售商等各环节，其间每一环节各自的利益诉求都将通过彼此供求关系的博弈，从价格上得到合乎逻辑的反映。当然，背离价值的高价格是相对的，在市场自适应机制与宏观规制的双向调节下，猪肉价格的理性回归当属可期。 进一步而言，无论是养殖成本增加，还是猪肉消费需求上升，其最终的着力点都不可避免地要归结到供求关系这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上来。而随着中国市场与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融合，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必将历久弥深。 当前，国际市场的食品价格正朝着30年来的最大年度增幅逼近，全球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食品价格上涨时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未曾感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这一波食品价格上涨乃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其主因来自生物燃料行业的发展和气候变化，以及印度和中国等国经济不断增长所引发的原材料供应短缺而导致的价格上涨，从而推升了小麦、玉米、牛奶和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 从此角度而言，这次全国范围内猪肉价格周期性的上涨到历史新高，或可视作这一全球化浪潮的浓缩与剪影。毕竟，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豆粕、玉米、麦麸这些原料产品都已经大幅度涨价，而它们恰恰是猪饲料的重要组成物，从而直接导致饲料价格大涨，增加了养殖户的生产成本。 此外，近年来，全球肉类市场需求正从禽流感的低迷中恢复，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开始恢复禽肉进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今年禽肉产量将增加到8550万吨，全球禽肉消费量达到8540万吨，牛肉、羊肉贸易量将分别增加9.2%和4.6%。然而，与禽肉消费需求上升不相适应的是，由于去年生猪收购价格低迷严重挫伤了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今年“蓝猪耳病”等猪瘟疫情又对全国各省的生猪供应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导致全国范围内生猪消费出现了明显的供求差。 正是在上述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猪肉价格上涨的“蝴蝶效应”被这一只只“有形”和“无形”的手借助供求关系的放大镜梯次累积，从而演绎成一出最摄人心魄的完美风暴。然而，历史昭示，似乎每次农产品价格大涨之后，可能就是另一次农产品价格大跌的前兆，这样的情况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从各大报章披露的调研数据来看，猪肉的供需产业链似乎也已经演化为一条没有赢家的猪肉价格链，高企的成本与高企的价格同步倍增，无论是价格链条上游还是下游的利益攸关者，其利润诉求似乎都被湮没在了涨价风潮虚幻的浮光掠影之中。 错位的市场，“快鱼”的乐园 索罗斯有句名言：“市场总是错的。”说市场总是错的，是指市场大多数时间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资产和商品价格，真正符合均衡值的时间总是在被动中一晃而过，这种说法与复杂的“蛛网模型”产生的紊乱现象有关。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影响物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供求差的初始状态。如果由于体制不好，道德风险很大，因而初始供求差很大，则在市场自由化改革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反馈灵敏度后，市场的剧烈波动反而可能会使价格的反馈调节功能瘫痪，这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相符。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使外资流动性上升，一有好消息，大量外资涌入，一有坏消息，大量外资流出，造成印度尼西亚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专业化生产无法生存，被迫脱离国际分工而自给自足，造成其生产力和收入大幅下滑。 相反，如果体制好，道德风险不大，因而初始供求差不大，则交易的高效率和价格反馈的高灵敏度倒不会产生危机。这正好符合欧美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如果道德风险大，初始供求差大，但市场自由化改革缓慢，使交易效率不高，价格反馈机制不灵敏，则虽然供求差弥合的速度慢，但也不会产生危机。这正好符合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此次猪肉价格上涨中的表现。 事实上，不管是通过完善市场体制以提高交易效率，还是建立健全价格反馈机制以增强其灵敏度，企业在面对物价波动时都应谨记，市场是动态的，变即为永恒。“快鱼”吃“慢鱼”的竞争铁律具有普适性，由此衍生出“跟市场”与“抢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竞争策略与思路。 今天看着市场形势如日中天的某类产品，或许等你大手笔投资跟风的时候，价格可能就会下滑，跌入低谷。有人问，不是说要“跟着市场转”吗，怎么转来转去反倒赔了钱？错就错在一个“跟”字上。市场不能“跟”。因为市场供求是时时变化的，供不应求时就会拉动市场价格上扬，刺激许多人跟风而上，而原料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般较长，一旦产品生产出来大量上市了，就会导致供大于求，市场也随之转入低谷。 市场不能“跟”，而要“抢”。所谓“抢”就是在科学分析预测市场的基础上，抓住某一产品市场前景看好的势头，因地制宜，抢速度、抢时间、抢机遇，保证在价格高峰期把产品生产出来，推向市场。要“抢”市场，就要抓住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科学预测，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奇”的差异化竞争思路进行生产。项目一旦投产，不要轻易改变，即使处于市场的低谷期，也要坚持“顶住”，积极加强原料产品的深加工和贮藏，加长产业链条，养精蓄锐，迎接新一轮市场高潮的到来。 总之，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切莫盲目跟着市场跑。只有把握机遇，抢占市场，才能构筑“快鱼”任意遨游的乐园。 更多资讯请关注销售与市场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 赵艳丽 责任校对: 肖亚超 审核：徐昊晨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来源于第三方平台，不代表本网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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