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做外贸

开封有个龙亭，龙亭有个龙亭湖，龙亭湖又分成东西两个小湖，东边潘家湖，西边杨家湖，其中杨家湖得名于杨家将，潘家湖得名于潘仁美。

杨家将的故事在豫剧当中流传甚广：杨七郎战死沙场，杨五郎出家当和尚，还有杨门女将穆桂英和杨排风，都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潘仁美的故事相对少一些，大家只知道他是杨家将的死对头，是宋朝有名的大奸臣。

故事归故事，历史归历史，在真实的历史上，杨家将并不是那么威风凛凛，潘仁美也并不是那么狡诈阴险。相反，老潘倒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名有功社稷的良臣。潘仁美的功劳还不光体现在军事上，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领域也颇有建树。《宋会要辑稿》记载，南汉平定后，宋太祖派潘仁美去掌管“广州市舶司”，也就是广州海关。老潘悉心筹划，创立关税制度，鼓励外商前来，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为大宋的海外贸易事业做下了不朽贡献。

国际贸易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互通有无，贸易往来不绝，像孔子的高足子贡、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率领马队驰骋于各国之间，把甲国的粮食贩运到乙国，再把乙国的漆器贩运到丙国，靠着“外贸生意”获得巨额利润。秦汉时期，贸易的范围扩大了，真正开始走出国门，南到越南，西到葱岭，都有中国商人的足迹。尤其在汉朝，中亚诸国的商人赶着骆驼来到中国，把金银运进来，把丝绸驮出去，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汉朝以后的几个朝代，中原地区跟中亚诸国的贸易往来一直持续不断，到了唐朝终于达到巅峰，上百个国家的外商云集在长安和洛阳，其中很多人甚至定居下来开店做买卖，而中国富商和权贵的家里也大量消费“洋货”和大量雇用“老外”。前些年热映的陈凯歌电影《无极》里有个“昆仑奴”，“昆仑奴”这个词其实就是唐朝人对外国奴仆的称呼。

但是唐朝以及唐朝以前的国际贸易无论多么繁荣，都跟宋朝没法比。宋朝的国际贸易有两大特色：第一，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主要的贸易路线已经从陆路变成了海路，主要的贸易国已经从中亚的内陆国家变成了东南亚的岛国；第二，由于国土面积的紧缩和国家财政的紧张，过去自产自销的经济模式已经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和饥渴的财政，政府开始想法设法来扩大海外贸易，以此来增加产品和收入。

怎样扩大海外贸易呢？我们来看看潘仁美是怎么做的。

前面说过，南汉平定后，潘仁美受命掌管广州市舶司。广州市舶司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关，早先实施的是“榷卖”制度。具体说，就是外商或者中国商人从东南亚诸国运来一船一船的商品，却不能拿到中国市场上自由出售，只能由广州市舶司低价收购，然后再高价拍卖。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让政府获得巨额差价，能增加不少财政收入，但是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多的弊端。最主要的弊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商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运来货物，本来就是为了赚取那点儿差价，现在却被海关越俎代庖，不但赚不到钱，甚至还会赔本，他们自然要抵抗，要么消极抵抗，不再做外贸生意，要么积极抵抗，直接搞走私；第二，政府机关的天职是搞服务，而不是做生意，如果政府亲自操刀做生意，一定会滋生严重的腐败，比如说，海关收购外商货物的时候，只要能拿到外商的贿赂，就可能把低价收购变成高价收购，而拍卖外商货物的时候，只要能拿到竞拍者的贿赂，就可能把高价拍卖变成内部出让，这样一来，政府就赚不到什么钱了，只有海关的官员会富得流油。

潘仁美看到了榷卖制度的漏洞，他立即上奏朝廷，建议把榷卖制度改成关税制度，即不再垄断收购外商的货物，海关只对货物做出估价，然后按照估价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征税以后任凭外商自由出售。宋太祖雄才大略，批准了潘仁美的建议，于是非常“现代化”的海关制度在北宋初年确立了。自此以后，海船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广州海港，以至于广州海关应接不暇，后来朝廷不得不在泉州、杭州、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等地开设更多的海关和港口。

除了改革榷卖制度，潘仁美在广州海关任上还采取了其他一些颇有开创性的举措。他建议朝廷派出使者，携带诏书和贵重礼物，分赴大食（今天的伊朗）、天竺（今天的印度）、渤泥（今天的文莱）、麻逸（今天的菲律宾）、三佛齐（今天的苏门答腊）、宾陀罗（今天的越南）等国，宣传大宋的外贸政策，主动邀请扩大贸易。同时他在广州奖励外商，凡是每次输入货物总值在十万贯以上，或者一次上缴关税在一万贯以上的“蕃客”，都可以得到封赏，甚至还能获得潘仁美的亲自接见和盛情款待。显而易见，这些做法都让海外贸易变得更加繁荣起来。

两宋300年，一直持续着合理的海关制度和积极的外贸政策，而宋朝政府得到的回报也非常可观。到了南宋，中原地区大半丢失，国土面积锐减到20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暴增到1.5亿人（一说1.2亿人），人口密度超过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狭小的土地上承载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生存压力非常巨大。同时朝廷还要应对女真人和蒙古族的入侵，军费开支非常浩大。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南宋仍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为什么？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发达的海外贸易弥补了财政赤字。根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当中记载的财政数据做出粗略估计，在南宋淳熙年间，外贸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已经占到当时全部财政收入的四成。换句话说，这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贸来养活的。

海外贸易为政府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致富的机遇。南宋中叶，福建、浙江和广东三地直接从事外贸的商人超过10万人，而按照朝鲜文献《李朝实录》的记载，光在朝鲜出现的福建商人就多达3000名。这些商人凭着政策机遇和个人努力赚到了可观的财富，南宋笔记体小说《夷坚志》提到了好几位靠外贸发了大财的商人，其中一位来自泉州的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整整挣了两个亿！

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候，绝大多数老百姓资金不足，没有能力直接做外贸，但是他们却可以间接从事外贸生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江浙地区的市民省吃俭用攒下两万文钱财，就可以入股做外贸，把这笔钱交给“海舶”，半年后连本带利可以拿到5万文。行文至此，我不禁佩服宋朝人的经济头脑，并对那个时代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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