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河之南到彩云之南——河南烟草种植业区域性转移对云南的可借鉴性分析及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许昌烟区被国家确定为高级卷烟的重要原料基地，上海、天津、郑州、青岛等全国大型卷烟厂，均以许昌烟叶作为高中档卷烟的主料。在“熊猫”、“中华”等高档卷烟配方中，许昌烟叶占到了40％以上。许昌烤烟不仅供应全国各大烟厂，还出口国外，成为当地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1950年，许昌烟叶出口苏联113万公斤。

 1951年—1957年，许昌烟区年种烟面积在100万亩上下，产量7000万公斤左右，在河南乃至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58年，许昌10多个县市种烟104.9万亩，占全省的73.8%；产烟10144万公斤，占全省的88.17%，占全国的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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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当下河南省的烟草产业，虽有辉煌的历史，虽然当下河南烟草工业规模和发展状况在国内烟草行业中，还有着自己的位置，但相比辉煌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产地经济发展与烟草种植业发展

各地方政府（以省为范畴）都非常重视烟草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但都存在一个误区：相对烟叶种植来说，更关注卷烟工业。

产业链不均衡发展，导致烟叶种植环节收益大量转移到工业——由于在目前的行业政策和税利制度之下，卷烟工业的税利经济贡献明显“成绩”优越于烟草农业；但这是由于烟叶收购的定价政策等相关政策背景下，在整个烟草产业价值链中（烟叶种植——卷烟制造——烟草商业公司——卷烟零售终端），为了给卷烟工业生产带来更低成本的原材料而尽可能压低烟叶收购价格，这导致原本应该属于烟叶种植环节的利润被转移到工业环节。而由此，体现出来的工业环节的税利高贡献额，导致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烟叶环节。

烟草产业与地域经济相关问题，尤其论述地方经济不能只注重卷烟工业的税利贡献，而忽略烟叶领域；虽然按照现在相关税收和行业烟叶收购政策，烟叶领域的收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度不如工业；但保当地烟草核心产业区地位不变的更关键因素是烟叶。

烟叶收购定价权的问题，导致烟叶种植环境在产业价值链中，被过度挤压，而转移到工业生产环节（通俗地说，就是本该在种植环节赚的钱，由于采购价被政策压低而使生产环节得到超低成本优势，而赚取更多的收益）；通过改革现有烟叶收购定价模式，有助于烟叶种植区价值的真正体现。

另外，正是由于从2003年开始的烟草行业内“工商分离”的改革，使得烟叶资源打破地方性封锁，能够使烟叶原料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优质烟叶产区的原料优势不仅主供当地工业，也可以贡献省外工业企业，目前这一趋势在云南省非常明显。但由于烟叶原料的采购价控制，使得本该在当地烟叶产区烟叶种植产业链环节实现的价值，转移到了外省工业环节去实现（事实上类似云南省沦为外省工业的原料“殖民地”）。而在工商分离前，烟叶种植环节的价值即使转移也是最大限度地转移到本省内的工业环节来实现，价值大量保持在省内而并未外流。

面对这一现状，刻意让烟叶种植环节原料供应偏重于省内，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依靠省外工业所谓的“反哺”也不具备最合理的主动性和可控性。

其核心是，发挥烟叶种植环境的价值，在烟叶采购环节，通过相关领域的创新和改革，使得本该属于此环节创造的价值在烟叶产地本区域内实现其价值。使得无论国内任何烟草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和价值提升的同时，烟叶种植环境的价值实现都是同步的，其价值实现合理化，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不倚靠所谓的“反哺”。

事实上，烟叶种植的产业优势才是更为和谐地保持一个区域烟草产业核心地位的关键因素。

就目前国内烟草行业的发展形势来说，表现出一种“大者趋弱，中者趋强”的发展趋势。大者，即烟草行业中的一线地位烟草工业企业，如云南两红、上海烟草集团、湖南等；中者，即目前众多二线烟草工业企业，如安徽、河南、山东等。

大者趋弱的“趋弱”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变弱，而是相对于二线企业来说，其原本极大的差距正在缩小；中者趋强的“趋强”也并非超越一线企业的“强”，而是逐步拉近与一线企业的距离。在此大趋势之下，各省烟草工业的发展规模和盈利能力会向逐步趋同的方向发展，由此地域经济若聚焦于以烟草工业作为其产业的区域优势，则优势会逐渐不明显进而消失，所以尤其是云南省地方政府要在关注烟草工业的同时，更关注和发展烟叶种植才能保持当地“持续性”地拥有国内烟草核心产区的区位优势。

通过这样的思路性调整，相信即使云南省卷烟工业优势地位由于大趋势的影响而不能保持其绝对性差异化优势，烟叶原料核心产业区位优势仍然能使得云南成为烟草大省和烟草强省，而不是沦为低廉原材料的产区。

卷烟工业与烟草种植业相互影响

中华卷烟作为卷烟工业产业的代表性品牌，其发展史中与河南产区的关系由紧密到疏离的历程，值得云南烟区引以为戒，并通过“烟叶品牌化”或“原产地标识”等相关方式，保持其所贡献的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步发展；否则，很容易遭到“抛弃”。

先以一个代表性品牌——中华为例。1950年，由中华烟草公司生产的“中华”牌卷烟诞生。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掌握配方任务就由乐宗韶和朱尊权承担。最初，“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浙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

为此，朱尊权等人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做比较。他们的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当时，中华烟对于河南烟区原料的依赖度非常高，曾经有一个中华品牌的相关历史故事——为了一批已经从复烤厂运出并运往当时的开封等几个河南当地卷烟厂的优质的河南烟叶原料，上海卷烟厂采购部门的员工不惜赶赴这几个烟厂，费尽心思进行协调，调回了这些优质烟叶，以保证中华卷烟的生产。

而正是基于主要配方原料，基于当时烟叶主产区的河南，且保持几十年风格稳定，中华卷烟至今仍是“浓香型”卷烟风格的权威代表。

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的消费者以及业内人士在认同并肯定中华烟的“浓香型”风格特征的同时，并没有把这样的认可和肯定“持续性”地与河南烟区保持紧密的关联度。虽然，作为烟草行业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朱尊权院士后期一直保持在郑州烟草研究院工作，并多次表达其始终认为：河南许昌仍然是国内最好的烟叶产区；但对比来说，河南产区的美誉度和知名度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核心产业区的转移，并没有像中华卷烟品牌一直保持着。

客观来说，也正是由于从原料安全的角度考虑，基于河南烟区的核心产区地位的失去，以及规模和相关指标的并非“与时俱进”的发展状况，中华烟的配方也开始更为多元化，甚至是浓香型风格的主要核心原料也开始在云南文山烟区找到，且其配方所涉及的原料产地目前达到40多个。

从中华卷烟品牌诞生之初对河南烟叶原料依赖，和风格特征的体现；再到如今，中华虽依然保持其稳定的风格特征，但已然不再对河南烟区保持紧密依赖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的河南产区，基本失去对中华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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