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新经济

传统文化需要尊重和检讨

当把一个民族提升到文化发展层面来看的时候，应该怎么看待它的过去？主要看它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先承认这个传统文化是我们所固有的、独有的、自有的，只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首先要承认、接受，然后再来检讨它。好的发扬光大，不好的革停掉。有什么欠缺再补足它。不能此时学英法，彼时又学美德，总是一面倒。最后却迷茫了。所以现在讲新儒学，是要以孔孟、以北宋发展的理学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说到新儒学，《近思录》这本书在整个东亚文明圈风行700年，但最近这一百年没落了。但是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崛起，可以重新找到自信。当中国再度崛起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自豪？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老外本来在打桥牌，只要摸上麻将，他就不想打桥牌了。德国人只要一吃我们的中华料理，就不吃法国菜了。法国人更牛，说法国菜是世界第一，可是要知道，单是巴黎就有6000家中国饭馆。

有一次我给德国人讲中华文化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只要花20分钟就能把《易经》记诵半部；每天清晨还能听到3000年前的编钟曲。而德国人五百年以前的历史是讲不清楚的。全世界讲德文的人不到讲中文的1/15，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像是15个人打桥牌一天一夜，而中国是15组人在打，打了15天15夜，发展出来的繁华必然更加高妙。

既如此，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如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太极拳奥妙精深，热爱它的老外很多，在邓小平写出“太极拳好”之前依然有很多大师遭到不公平对待，这是很荒唐的事。

东亚文明圈事实上指朝鲜、日本、越南和中国这部分，如今这里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东南亚就是依靠华人力量崛起的。简而言之，新儒学就代表了这个地区的主流文明。我们在讲中国儒、释、道互相渗透的时候，有人听过佛教治国吗？没有。因为佛教不讲“齐家”。在中国，如果不讲家庭的价值就很难传教，更不要说治国平天下了。儒学以修身为基础，然后推己及人。用孔子的话就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简单讲就是“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学》里面讲“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也就是鼓励统治阶级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就是中国人的固有价值观，我们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这些价值观践行好。

齐家之道在于五伦

西方的近代文明基本是建构在“契约论”之上的。如资本主义的三大著书，第一个就是《自由契约》。所谓《自由契约》，就是双方的意志相合的时候，就以这个司法制为原则，就要接受共同的合作意见，也就是契约束缚。可是真的有自由契约吗？其实所谓的契约从未存在过。自由契约只是让经济社会上的强者有据可依，当弱者在不完全平等的立场上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以依法剥削弱者。

第二个基本原则叫做“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财产权神圣”是一个迷思，是从来不存在的。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但凡改朝换代，一切从头开始。没有谁的财产过了500年、1000年都还是你的。这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迷思。

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有权是不能交易的，但是中国人很聪明——把所有权弱化。因为所有权最重要的，一是使用收益，其次才是处分权，处分权就是把所有权转移。把使用收益权长期化，把所有权、处分权弱化。把收益权租用50年，我用了10年，再转还40年，把它弄长一点。再比如所有权不能买卖，我把这块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转给你1000年，用了30年，还剩下970年，再把970年使用收益权卖给我，这就成了所有权买卖。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还是很灵活的。德国人就搞不懂这一套。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叫自由贸易。可是真的有自由贸易吗？他们讲的自由契约、财产权神圣、自由贸易，实则是过度张扬的权利意识。自由主义的过度张扬，是造成西方世界这500年来斗争不断的根本原因。

儒学可以救他们。孔子讲的就是“仁”。什么是仁？仁最重要的是爱，会爱别人。二人为仁。什么叫“二人为仁”？就是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上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人”就是指两个人的关系。中国人不讲个人主义，只讲人与人的关系。

每个做儿子的都要孝敬父亲；做哥哥或弟弟，就要友爱兄弟；要娶老婆，就要夫妇有别；交朋友，就要有信；如果有领导，就要君臣有义。人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五伦，只要你能把这5种人际关系处理妥当，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我们儒学价值之所在。

有一个西班牙的大主教，他临死前反省他的一生：“我年轻时想要改变世界，等大学毕业，想治理好我的国家。现在我当了主教，却发现我的小孩、爱人都对我很有意见。想想还是中国的《大学》讲得对，要是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先提高自身修养，善待我的夫人和小孩，相信我不但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还可以造福世界。”

（根据朱高正先生在第16届康桥论坛上演讲内容记录整理而成，未经本人校阅，详情见《康桥论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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