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途纯的五大失误

过度投资固定资产

中国的企业家普遍有地主心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扩展，到处圈地大兴土木是普遍现象。应该说过于重视固定资产并不是李途纯一个人的问题，只是李途纯对固定资产的偏好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和企业实际需要。

2002年后，李途纯除了在全国兴建五大生产基地外，在株洲也购买了大量固定资产。这些固定资产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太子奶发展的实际需要，成为企业发展的包袱。李途纯投资固定资产基本是靠银行借贷，这样不但加大了企业的债务风险，挤占了现金流量，而且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2005年后，太子奶号称拥有30多亿固定资产，事实上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同时期太子奶的银行负债高达30多亿元。30多亿别说本金，光是利息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负担，以同期太子奶的经营利润，绝对无法负担这么庞大的负债额度。

如果李途纯不是对固定资产有那么大的偏好，过度投资在固定资产上，而是能踏踏实实投资在品牌和市场方面，太子奶绝不至于跌倒了爬不起来。这就像一个人，你能挑200时让你挑上100斤是没有问题的，你本来只能挑100斤让你挑上200斤，不压垮了才怪。

如果李途纯是以自有资金去圈地投资固定资产也没关系，问题是他的对外投资基本全是负债。可以说，这暴露了李途纯不成熟的经营心态和发展理念，太子奶作为一种日用消费品，最有价值的是市场资产而不是固定资产。李途纯对固定资产的偏好和盲目投资，事实上是严重的投机心态和赌徒心态。

其实，在李途纯之前已经有前车之鉴，当年的史玉柱也是因为在地产上的盲目和过度投资导致了企业资金链断裂，不但使多年基业毁于一旦，而且还背负2.5亿元巨额债务。虽然史玉柱后来靠运作脑白金东山再起，还清了欠债，然而教训却是惨痛的。而且，并不是每个人在经历如此巨大的失败后还能东山再起。

融资方式存在失误

从2008年开始，为了应对资金短缺的困局，李途纯开始面向社会大规模融资，到2009年12月，太子奶通过各种方式融资达1.3亿余元，包括以“货款准备金”名义向经销商集资约5600万元，还包括以“高利贷”方式借款5000余万元，其余还有向员工集资的数百万元。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李途纯的融资无论从数量还是性质上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从全国范围看，融资数额比李途纯多的数不胜数。尤其是在江浙一带，融资额度几个亿的比比皆是，为什么李途纯仅仅1.3亿的融资（而且这1.3亿有一半与经销商有关），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例：位于杭州的娃哈哈所采用的厂商联销体模式，需要经销商向厂方缴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保证金，按理说性质上与李途纯跟经销商使用的“货款准备金”类似，为什么娃哈哈长期使用没出问题而太子奶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呢？

问题就在于，当时的太子奶和李途纯已经处于风口浪尖，如果不是这样的融资方式，李途纯还不会被置于死地，恰恰是不恰当的融资方式给了对手整治他的借口。李途纯也许没有精研过法律，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取消以前，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这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要自己的命。虽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条落后的法律条款，但在没有取消前，仍然有它的法律效力。

为了拯救企业的生死存亡，李途纯可以融资，但那个阶段的融资方式一定要规避法律风险。其实，为了救企业于生死存亡之间，他完全可以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来融资，这样既可以缓解当前困难，又不至于触碰法律红线。

可以说，融资方式的错误是压垮李途纯的最后一根稻草，它给了对手文迪波以合法的方式整治他的借口。

没有理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李途纯自己是个红顶商人，曾任株洲当地的政府官员，出身于官场的他误以为自己有官场的阅历和人脉，与株洲市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有较好的关系，能吃得开，就算有问题，政府也一定会出手相救。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恰恰是错打了算盘，株洲政府部门的出手相救反而把他置于死地。

李途纯在资金链欲断之时，向株洲市政府求援，株洲市政府因此成立了高科奶业来托管太子奶，株洲市天元区委常委文迪波出任董事长，李途纯完全丧失了企业控制权和管理权。此后，李途纯的噩运接连不断，不但自己被捕入狱，多位家人和亲属都受到牵连。

如果不是李途纯，而是一个纯粹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就会明白政府的资源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企业自身的问题必须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完全倒向政府怀里。

本来李途纯可用股权质押、出让股份等方式解决面临的困难，这些纯粹市场化的手段不会断送太子奶，也不会把他送入监狱。然而，李途纯的官商思维导致了他过分看重政府作用，寄希望于用政府资源和行政手段来摆脱困境，结果适得其反。

更多资讯请关注销售与市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