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我与史贤龙老师提出“主流换挡”后，发现主流企业基本无所作为，反倒是出现了“新边缘崛起”。这种现象，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常态：边缘革命。

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为边缘革命。

边缘革命主要的典型代表，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

中国改革是边缘崛起

经济学家张曙光说，科斯的“边缘革命”这个概念确实是很好的理论框架，而且他讲了两种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边缘革命”。任何一个事物，有中心、有边缘，从中心开始改，啃的是硬骨头，根本啃不动；从边缘蚕食中心，这才有可能。

科斯讲边缘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是革命，怎么减少既得利益的反对？能照顾到既得利益又突破既得利益，这是“边缘革命”要处理地非常要害的问题。

革命不仅是既得利益和突破的关系问题，还有怎么稳定当前局势。当前局势稳定不了，改革怎么前进？所以，难易问题解决了，“边缘革命”相对容易；中心革命，就是全盘打破，那就很难了。事实上，“边缘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产业集中扼杀边缘

如果说科斯讲的边缘革命还是宏观的话，那么我与史贤龙老师讲的“新边缘崛起”就是微观层面的了。虽然宏观与微观有别，但同样生存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

中国的多数行业已经进入了产业集中阶段，除了有些民族产业天然分散以外。产业集中有一个标志，就是CR4、CR8的市场份额非常高，几乎抑制了规模较小企业的崛起机会。

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寡头们，其实最初也是边缘崛起，但当他们成为主流的时候，他们还有最初的的边缘心态吗？还有革命的心态吗？

我的答案是基本没有了。既然没有了，就要对他们发起革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消费者对他们很无奈，因为他们太强势了，有巨大的规模优势，边缘崛起很难。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革了这一切。

电商是边缘崛起

淘宝就是边缘革命的产物。

C2C在传统商业格局中是没有机会的，但互联网给了C2C机会。他们可以直面消费者，从而绕过巨头们在品牌和渠道设置的障碍。

没有C2C，就无法逼出B2C。B2C是巨头们在玩。

没有B2C，也很难逼出B2B。所以，马云最早是做B2B的，但他真正的成功却是从C2C开始的。

这也是互联网边缘革命的逻辑。

互联网是边缘崛起的杠杆

占据主流就拥有了资源，拥有了资源就能够堵塞边缘崛起的通道。在一段时间内，这是可能的。

但是，当新机会和新杠杆工具出现时，这一切会改变。目前的中国就是这种改变。

有人说日本为什么电商不发达，因为日本的传统企业做得好。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传统做得越好，对新边缘崛起的堵塞就也厉害，革命也就越难。

边缘崛起，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机会；二是工具杠杆。

拥有资源的企业，往往擅长发挥资源；没有资源的企业，崛起必须依赖机会。同时抓住两者的极少。主流换挡、产品升级与互联网都是边缘崛起的机会。

工具杠杆，这个话题以往很少讲。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工具杠杆，就必须进入拼资源的轨道。传统传播拼的是资源，互联网传播在某个阶段可能与资源无关，越是屌丝越有传播价值。

主流换挡本来是传统企业的优势，但传统企业结构化的组织，让优势难以发挥。正如诺基亚前CEO所说，不知错在何处。

新边缘崛起的企业，没有换挡之说，天然就是新主流。又借助了互联网的工具杠杆，虽然缺乏资源，但社会资源能够迅速向新边缘企业集中，比如PE、VC等。

中国历史的逻辑

马立诚所著的历史书《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在封面质问：“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

历史的拐点如此，商业史的拐点是否也是如此呢？

“通用电器”从“爱迪生电灯公司”改名而来，因为世界“发明大王”竟然用资源打压新生力量，所以通用要与过去决裂。现在的通用，是典型的主流改革成功的案例。

历史的影响，化为无形，深入骨髓。新事物在中国的崛起，通常遵循边缘革命的逻辑。

主流对边缘的无奈

过去，对边缘的崛起，主流通常用资源的能量进行封杀。自从屌丝逆袭后，封杀不仅不见效，可能还适得其反，因为互联网的传播是很难用资源调动的。

边缘太小，主流太大。边缘崛起时，主流无所谓。等到边缘崛起了，又阻挡不了。并且边缘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边缘崛起不再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是资本集中的过程。边缘一旦崛起，就很难阻挡。

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巨头正在变身投资公司，利用资本的力量参与崛起的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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