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职务。当时，关中自从李元昊叛乱以来，老百姓贫穷而且徭役沉重。歧山县每年要输送南山木筏，自渭水入黄河。就是关中地区每年老百姓需要向政府贡献当地的木材，做成木筏进行输送。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有数不尽的险滩和暗礁，而黄河最危险的地方是砥柱山的急流。砥柱山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老百姓最苦的不是黄河的急流，而是政府官吏对完不成徭役任务百姓的盘剥，让他们家破人亡。苏轼自从当上凤翔府判官以来，进行调查研究，修改凤翔府地方性法规，把当地老百姓输送木材的时间作了更改，依据水流、汛期等水文因素的不同而择期运输，降低了运输的风险，使木筏输送的百姓的人身安全大大提高。

      宋仁宗去世后，由他的养子赵宗实继承皇位。赵宗实就是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任职为登闻鼓院的主管。后又任职殿中丞。治平三年二月，北宋朝廷任命殿中丞苏轼为直史馆职务。从苏轼的仕途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走上坡路。从大理寺评事晋升为判登闻鼓院，再晋升到殿中丞，步步高升。治平三年二月，又从殿中丞晋升为直史馆。直史馆由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也就是北宋朝廷为苏轼的破格提拔打开了通道。宋英宗在还是皇子身份时，就听说过苏轼的文学奇才的大名，他现在想要按照以前唐朝的制度把苏轼召入翰林，任命苏轼为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是个志向远大的大器之才，它日自会为陛下所重用，现在需要把他安排在朝廷中进行培养，历练后再重用他，则群臣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立即重用他，恐怕舆论对他不利，反而起反作用。”宋英宗说：“安排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记录起居注与制诰工作很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苏轼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过了一些日子，欧阳修把韩琦与宋英宗对于是否重用苏轼一事告之，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朝廷赐给苏轼金帛，他推辞了。他向朝廷请求赠死去的父亲一个官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赠官给苏洵为光禄丞。苏洵自知将死，因哥哥苏太白早亡，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就嘱咐苏轼在他死后办理这事。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当上大官可以让子孙得恩荫，恩荫就是依据父辈的功勋录用子孙后代为公务员的制度，苏轼就把这种好处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宋英宗赵宗实去世后，由大儿子赵顼继承皇位，史称宋神宗。熙宁二年，苏轼还朝。当时王安石任职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厌恶苏轼反对变法，因跟自己的政见不同，就让苏轼去告院当判官。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想要变革科举制度，他认为古代录取士子皆本于学，请求朝廷兴建学校以复古，建议把诗赋科、明经科等诸科考试都撤销，专门以经义、论、策试录取进士。宋神宗下诏书命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的官员对是否改革科举制度进行大讨论。

      “两制”：北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两省”：北宋通称门下省与中书省为二省。“三司”：北宋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三馆”：北宋以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为三馆。另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为中央教育机构，亦称三馆。

      当时参与大讨论的百官们有很多人都支持科举变法，而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力排众议，认为不必变。

      苏轼议论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这个人；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注重他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功绩。假如皇上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业绩的制度与政策，那么就是普通公务员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科举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皇上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际，不注重功绩，那么就是在高级公务员与中级公务员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科举制度根本就没有复古的必要。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只有空名存在，没有实际效果。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知识分子。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挑选与淘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恐怕只是制造动乱，来使天下人水深火热之苦？至于不作大的改变，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跟庆历时代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帝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科举制度决定。陛下思考与想一下祖宗治理国家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得更好？只要把这四点的优劣逐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四个方面的人：一，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太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二，有的人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三，有的人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四，有的人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希望陛下留意、重视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当宋神宗听了苏轼的议论，他说：“我本来就怀疑此事，今天听了爱卿苏轼的奏议，我恍然大悟了。”过了几日，宋神宗召见了苏轼，问道：“如今的政令得失在哪里?就算是我的过错与过失，也可直说。”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明知，天纵文武，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勉、不用担心没有决断，就是担心陛下治理国家太急躁、担心陛下听人话语太宽广、担心陛下提拔与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陛下以冷静治国，等事情出现之后再处理，别操之过急。”宋神宗悚然地说：“爱卿的三个担心，我会熟思的，你在馆阁任职，都要为我深思治乱之策，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朝后，和同僚说起此事，王安石听了后很不高兴。宋神宗想要重用苏轼修订中书省的相关法律条例，王安石提反对意见说：“苏轼与我所学的、所议论的事都不同，安排他做别的事情是可以的。”王安石调苏轼去当代理开封府的推官，想用事务困住他，免得苏轼反对他的变法。苏轼在推官的岗位上，工作出色、决断精敏，于是他的名气更大。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