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到，以刘春雄与史贤龙先生的学识，他们不应该有分歧。看看他们的文章与相互评论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甚至是越交流越显著。

      那么，二者的分歧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于战略机会的来源及其形成路径。

      史先生认为，战略机会来自对行业自身结构、趋势及演进逻辑的分析---基于经典理论、模型、工具和一般原则。

      刘老师则认为，战略机会来自于上述基础之上的企业家直觉。很可惜，刘老师没有很清晰地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尽管反复在说，但仍然不够直白。

      中国的企业家很有点“自以为是”，但越来越多的“自以为是”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借助专业---这也是各类咨询专家都还有钱可挣的原因。  

      事实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家同样甚至更加“自以为是”，只不过因为跨国公司是专业的代表，我们误认为他们不依赖直觉罢了。

      企业家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所以能够坐在决策的位置上，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对正确的东西做出准确的判断---无论是来自自己的先见之明或者是来自职能部门提供的素材。

      刘史各自的表述，很容易让读者认为，史先生的观点是基于专业，刘老师的观点是企业家悟性。

      史先生也认为有两条战略路径：“战略或方法论（基于逻辑），根本的价值在于提供企业家决策的“一种”素材----理性的、逻辑的洞察，而不需要代替企业家个体感悟与直觉的“另一种”战略形成路径（一线感悟）”。

      但史先生并不认为“基于逻辑”之外的“另一种”战略路径的可持续性或者可复制性：“需要研究的是基于逻辑的战略或方法论，企业家“机遇”（洞察并把握某种趋势的能力）的本质是行动力、偶然因素，并不具备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翻译过来，这段话的意思是，值得研究的是基于逻辑的战略路径，它才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企业家悟性并不具有方法论意义。

      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肯定有自己的经营哲学而不仅仅是悟性，而每个企业家的经营哲学，就是他的方法论。企业家的言论---无论是自己动手写的，动口说的，或者是别人捉刀的，不是一直在启发、教育他人吗？我想，除非是有“教授情结”的企业家，是不会到处讲书本知识的。

      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家，然后才是伟大的理论家。他的思想、言论和著作影响的岂止是一代人？其它就不用说了，单说发韧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朴素思想，其影响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共、中国通过交“穷朋友”，就从国内影响到国际。我们今天的国际战略纵深，仍然是他老人家给留下来的。

      毛泽东的方法论难道不是来自其直觉吗？当然，还包括众多建国元勋的直觉。理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论，首先来自实践，来自实践者的感情，然后长期积累下来，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就慢慢地形成方法论了。我想，“中国式思维的缺陷”（见史先生博客）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得以弥补---如果我们愿意努力为之的话。

      邓小平晚年最满意的称号并非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或第二代核心，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位提出朴素的“黑猫白猫论”的伟人，与毛泽东相反，不喜欢在理论上打转转，甚至不赞成过多的讨论、争论，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丝毫不掩盖其“草莽精神”。但他留给中国的精神财富，难道不足以称其为方法论？一个南巡讲话就足以让后人不再重复他的“过河”方式。

      我承认在现实中战略形成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基于逻辑，一个是基于直觉，但从个人认识上，我认为只要一条可行的路径：基于逻辑的直觉。事实上，史先生已经讲清了逻辑，刘老师也讲清了直觉。

      基于逻辑，能够发现机会制定战略，但如果缺乏直觉，则会出现“专业”的失误或“正确”的错误。

      在战略决策中，领先一步死，落后半步亡。那么，出手时机、出手分寸如何把握？战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艺术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只有在艺术的指引下，科学才有发挥的空间。利弊是相依相随的，只有协调起来，才能趋利避害。

      我们看到了中国三十年企业发展历史中的兴衰。我们权且认定这是“中国式思维的缺陷”所致。那么，美国的汽车工业呢？美国的电子工业呢？之前的英法，葡萄牙、西班牙呢？当前美国、日本正面临的衰退呢？可见，可以传承的东西也未必就一定能够传承。

      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指出，中国当前还难以产生超级公司。其首当其冲的论据就是，中国缺乏伟大的企业家。那种把专业作用凌驾于企业家作用之上的思维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企业专业不足，但企业家修炼不足远比这个更甚。再专业的参谋部也代替不了将军的作用。

      同样一个邓亚萍，因为缺乏“手感”，让那个叫“小山智丽”的何智丽打得毫无脾气---这块金牌的丢失是邓亚萍师徒都无法接受的，你无论用技战术或者水平都无法解释手感这个东西。企业家的直觉就是运动员的“手感”。

      事实上，刘老师“经典战略方法论的缺憾”一文中已经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可惜因为文章短涉及面宽，如果不认真阅读的话难以透视其内涵。

      我感觉有必要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战略的本质。

      尽管它们是战略的“硬件”，但战略远不是选准机会并制定一个完善的方案那么简单。战略，本质上是企业家远见、意志和胸怀，否则，战略就缺乏灵魂。

      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史先生、刘老师都属于“技术派”，只不过史先生更强调规则、逻辑，刘老师更强调战术、直觉---但这并非他们思想的全部。也许程度不同、倾向有差异，但两位先生都没有对企业家在战略中的地位摆正、摆足。作为咨询顾问和曾经的企业高管，我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一点，不是咨询公司、企业高管决定着企业命运，而是那个真正掌舵的人。也许这个人在哪个具体的方面都不如其他人，但在决策上，他超越了所有人。只有存在这个人，咨询公司、企业高管才能够发挥作用，才能显得无比卓越。隆中对的主角是诸葛亮，蜀的主角却是刘备。周恩来很会做事，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遵义会议会如何，文革会如何，但他却十分推崇位置远低于他的邓小平，原因是邓“举重若轻”，总能牵到“牛鼻子”。

      第二，如何看待经验与专业，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

      德鲁克就十分肯定地指出，对企业家来说，经历、经验高于专业修养。专业不是生产力，经验是。只有当人们能够熟练运用专业的时候，它才是生产力。而能够熟练运用的专业，就成为个人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能够创造生产力的是经验，能够不断丰富经验的是专业。

      社会实践能够产生正确思想，也能够产生错误思想；理论研究能够产生正确思想，也能够产生错误思想。也就是说，正确或错误都是基于理论和实践，走向哪里取得于个人修炼，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确保组织不犯错误。体系一旦产生错误其危害远超于个人。

      尽管我不太同意史先生的结论---关于战略形成路径的结论，但史先生的分析我是十分赞同的。中国人有“五多五少”(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中国人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习惯于“船到自然直”，不愿意事前开展科学的研究。中国人判断新出现的事情、新产生的问题，总是习惯于借鉴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不习惯于或者干脆就不愿意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思考。因此，中国不乏技术而缺乏科学---很早就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四大发明，却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科学理论。即使是诸子百家也都是只言片语的言论集，这也是拥有所谓博大精深文化基础的中国，没有产生足以影响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原因。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都说明我们善于总结，不善于系统化提炼。

      那么，对于战略性思维，对于中国式战略，拟或中国式营销，我们仍然延续和重复中国的传统吗？中国人从实践到理论的宿命无法改变吗？

      这是否就是刘史二位先生争论的根源？

      毛泽东、邓小平所以伟大，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化---从伟大实践到伟大理论的转化。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伟大，在于它不但针对中国革命中的唯马列主义，而且针对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本本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发的起点或者号角，岂非也是基于中国人的固有思维？岂非与毛泽东的思想异曲同工？

      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先进思想、理论、经验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自己实践经验的价值与作用。

      能够有效地借鉴、吸收外来思想、理论和经验，就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理论和经验，这也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国家；没有伟大的思想，就没有伟大的企业。不管别人的思想、理论多么伟大，都是别人的。虽然能够学习、能够借鉴，但只有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才能完成对“师傅”的超越。这是所有固守于已有经典的学者、专家必须认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