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化，好经要念好

新型农村社区化，不能简单地看做是让农民“上楼”，还是“被上楼”的问题，甚至也不能只从农村的发展变化着眼，应该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角度来看。

“新型农村社区化”是一部好经

从经济角度来看，近几年来，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依靠房地产和汽车拉动的经济发展都相继乏力。新型农村社区化，是寄托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步棋。
世界并不是平等的，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中国是从边陲的位置起来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会是核心，其他市、县、镇是半边陲，广大的农村地区是边陲。边陲地区怎样才能离核心不太远，怎样才能向核心进军？反过来讲，城市要想继续繁荣，怎样才能借助农村的力量？以前是要靠城市拉动农村，以后恐怕要靠农村支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了。
在欧洲工业化初期，新兴的机器化工业集中到了城市，农村却濒临破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拥进城市，充当新型工业的劳动大军。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其一大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是重复了西方工业化的老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主要是留守农民的日益贫困，包括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物质贫困方面，农民单纯依靠种田的收入，已很难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搞兼业化经营成本小，风险大，收入不稳。
精神方面，广大农村严重缺少文化生活，缺乏人与人的正常往来和交流，农民普遍成为宗教信徒，中国农村除了佛教、基督教之外，还有五花八门打着宗教旗帜害人的邪教。据统计，近几年河南省先后出现的所谓新兴“宗教”有12种，其中9种已被公安部定为邪教，还有3种地下教会尚未定性。邪教组织成员呈“六多”现象，即农村多，山区多，贫困的多，文盲和半文盲多，患病的多，女性多。
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都是人的活动。哪个国家的小农经济有希望？农民就像是在大海里游泳，呛一口水就淹死了，但他们可以成为支配自己快乐生活的人。他们只要吃得好点，住得好点，有青山绿水，有天伦之乐就可以了。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农业人口又占多数，工业企业不应该都集中在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费孝通把这种做法称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本乡本土的劳动者，避免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农民的“386199部队”化，即妇女（38）、儿童（61）、老人（99）。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几年前，我去大寨采访，那里的土地重新合到了一起，村里组织了农耕队，统一耕种。村办企业安排村民工作，企业收入为村民提供福利，村民的房子也是村里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的。大寨的组织方式，是把全村的资源重组了。但是全国大部分村庄的资源已经被打碎。农村新型社区化，是把这些资源重新整合起来的机会。
现在河南各地都在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化的模式，但有两点是基本相同的，一是政府盖住宅楼，请农民集体上楼，腾出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农民以宅基地入股参与分红；二是农民的土地，集体租给种田大户，农民以粮食或现金的形式收取租金。
农民必须合作，乡村文明才有基础，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能。但中国农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的合作组织，母系社会也许有，进入父系社会以来也曾经有。我在陕西一个村落遗址，看到过古代农民的合作。比如同一个姓氏、有血脉关系的村民，有他们的村田、族田，可能是几百亩大的一块地，由权威的族老管理，收入用来处理本族内公共事务开支，像族内的祭祀、丧事开支等。
中国改革开放后，土地分干净了，名义上是集体的，集体也不收租。有人情就有开支。没了族田，农村中的公共职能谁来提供？农民已经没有了合作的习惯，他们的底子薄，土地零零星星，没有规模化，拿什么来合作？如果村里的土地大一统，虽然出租了，但土地仍是大家的，有人种，有人管，“小我”弄到“大我”里去，合作就水到渠成了。

念好经最重要

如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像设计者的规划那样全部实现，10年乃至数十年以后，中国将没有农村，因为农村都变成了社区；也没有了农民，因为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工厂工人或服务人员。昔日乡下每家一个院子，晚上全家“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
农村唯一支撑社会稳定的是家庭。家庭内部是高度合作的，男耕女织，你挑水来我浇园。但只有一个家庭是远远不够的。城里人除了家庭之外，还有一个单位。农民不合作太痛苦，合作又太困难。因此，适合农村的制度创新，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化，而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集体化。这个创新，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应该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因为农民所做的事，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为了新中国，我们牺牲了3000万人，才换来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土地可以租出去，但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否则农民就又会当流民，又要打仗。
30年前，我国著名城市设计师陈占祥就指出：“城市建设最后是全国城市化。城市化并不是指全国人民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城市化指的是全体人民的文明化。在我国，这是指如何使8亿农民成为文明的市民。这首先要有经济基础，开发农村的农工经济，从而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无数的社区。在社区生活，必须服从社会契约，像城市人民一样。”
陈占祥还说：“今天，乡村向小城镇发展，有可能使大量的多余农村劳动力转向乡村工农业而不至于盲目流入大城市。让城乡经济发展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这是完全可能的。这将是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找到的一条与资本主义国家历史道路完全不同的发展途径。”
河南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的政府掌握着社会公器，政府作为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外力，具有合法性，农民不靠政府还能靠谁？企业也可以扶持农民，但要由政府打头，加上政策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方式。
小农国家的合作化，集多重功能于一身。任何政党如果不希望政权不稳，在当前全球工业化的背景下，就应该用钱在农村买一个稳定。暴力“维稳”只能灭掉一时之火，却从根本上增加了愤恨和不稳定。“以暴制暴”也许在历史上行，但现在不行。
有些学者西洋墨水喝多了，老讲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不应该是主体型的，这是无知的看法。政府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官僚资本明清就有了，鸦片战争后搞洋务运动，也是政府发起的。清末、北洋军阀都搞官僚资本，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想搞工业化，先安内，再攘外。他们疯狂地进行工业化，但没有平衡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但那时候还有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10年”，官僚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毛泽东时代30年，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主导经济的也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不过我们说是国家资本。邓小平时代，中国又出现了官僚资本阶层。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比如有没有这么多有实力的企业来开发社区？以及农民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问题，计划生育户和五保老人的问题，保存当地文化的问题，如果是有历史特色的建筑，怎么想办法保存？社区管理的问题，原来是几个单独的村，现在合到一起了，怎么管理？
社会变革的规律，就是先由少数的先行者去说，去做，有了一定量的经验和教训，再由政府去总结、去形成可以推行的制度安排，推动文明社会的大潮。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新型农村社区化道路必定多种多样，不可强求统一。作为全国试点，我们祝愿河南省顺利下好农村新型社区化这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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