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禁令是罪魁祸首？

“三公”禁令是不是罪魁祸首？

持“三公禁令引起降价”一说的人认为，“三公”禁令通过两种途径造成高端白酒价格下降：一是需求方面，认为其抑制了政务需求，导致需求降低，价格随之下降；二是供给方面，认为其影响了囤货者信心，引起供给增加，价格下降。

真是这样么?

我们先看第一种说法：“三公”禁令抑制了高端白酒的政务需求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政文由来已久，但之前并未出现明显动荡。从1989年7月起，就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其中就提出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并于1989年9月进一步出台《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详细规定工作餐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不准用公款购买烟、酒。后续演变为名酒名烟不准上宴席。

而在以往的廉政工作会议上，也都有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的说法。比如，在2011年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中，也提出了“公务接待要严格控制经费，严格执行标准，严禁赠送礼品”。此外，还有限价令、酒驾入刑、央视黄金时间对酒类广告条数的限制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来，严禁公款宴请、增加白酒税收、限制白酒广告等相关政策共18条，但均未引起白酒整个行业的动荡与高端白酒的价格下调问题。

第二，标准尚待明确，并未对“高端白酒”形成清晰界定。在今年3月26日的廉政工作会议上，仅提出“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等内容，但会议对什么是高档酒并没有给出清晰界定，这意味着“三公”经费目前并没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从会议召开至今两个多月以来，仅得知重庆在全国“三公”消费中第一个限喝茅台，泸州老窖被换成二线品牌诗仙太白，其他似乎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深圳纪委在5月16日下发的《关于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及相关事项的通知中》，虽然也提出了“市内接待要严格执行用餐标准，不得安排名贵菜肴和高档酒，违者由接待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承担超出接待标准的费用”，但仍未对“名贵菜肴”和“高档酒”做出说明和界定。

第三，即便出台细则，仍有规避途径。即便有具体标准，“公款吃喝”仍具有规避检查和约束的路径。例如，在某大型电子商城中，标价1399元的52度五粮液1618，可见到“买酒是否可开办公用品发票”之类的咨询，而得到的回复为“可以”。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是已经出台细则，渠道上也有应对措施。

第四，中国酒文化形成已久，短期内难以转变。中国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酿酒，酒文化一直渗透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而且已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而在现有的中国酒文化和社会环境下，高端白酒实际上承担了一种社交媒介的角色，在宴请和馈赠中已经成为身份和档次的象征，能够满足主宾双方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情况，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之前，暂时是不会改变的。

再看看第二种说法：“三公”禁令影响了公众和囤货者信心

这也值得商榷。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囤货者和股票投资者理应都会受到影响，终端零售价格、批发价和股价均应下挫。而事实上，下降的仅仅是终端价和零售价，股价不降反增。除3月27日降幅较大外，4月初反而开始回升，5月初股价已超过3月26日，并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可见受到影响的只是囤货者信心而非股票投资者信心，主要影响因素并非“三公”禁令所致。

高端白酒是否集体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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